经济腾飞后折翼的东洋:东瀛战前经济风险及其后果

经济腾飞后折翼的东瀛:日本战前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2014/08/25 | 晴岚| 阅读次数:2994| 收藏本文

摘要: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一点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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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时之日本,通过两次战争豪赌,已经获得了丰厚回报,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
融入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国际融资与贸易体系,坐享帝国上世纪极盛期不列颠治世的秩序红利。

与政治军事上的夺目成绩相比,日本经济发展仍然步履维艰,缓慢的内部资本积累使重工业部门尚未脱离萌芽阶段,对外贸易中日本所能供应的纺织品与杂货拓展市场十分艰难,有限的外汇收入应付外债也时常捉襟见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天佑神助,令日本经济从乡间小道驶上了高速公路,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给它的政治、经济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也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政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交战国战时需求及列强商品退出东亚市场后留下的广阔空间,使日本对外贸易局面发生魔术般变化,净出口自1915年起转为巨额盈余,其后连年暴增,在最高峰的1917年,净出口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9%的惊人水平。商船队规模由战前的7.8万吨,增至1918年的51.3万吨,总吨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为日本带来了巨额海运费收入。

与后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相同,国际市场空间与剩余劳动力结合促成了外贸爆发,而贸易部门的发展产生就业机会并积累大量资金,进而为国内消费与投资奠定基础,进口来源的断绝,也刺激重化工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投资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26.5%。

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延续至1919年,利用经常收支上积累的盈余,日本一举由违约在即的重债国,转变为净债权国,官方外汇储备在1919年末达到了21.8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

随着世界大战的落幕,战后日本向何处去?作为既有国际体系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政界对与英美协调尚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战后外交取向,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新晋大国地位,寻求有利于己的东亚战后国际秩序。
这一目标随着战后日本跻身国联五大常任理事国,并在华盛顿和会上获得列强对其西太平洋新占领地的确认而基本实现。

在日本社会内部,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市民阶层壮大,民智渐开,面对财阀等权贵阶层的种种特权与收入分配的悬殊差距,社会下层不满情绪滋长,1918年,因物价上涨导致规模空前的城市平民“米骚动”;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奇迹”令部分知识分子醉心不已,开始寻找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解释,这种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尝试,内嵌着与外部世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1918年10月,大川周明创立文化沙龙老壮会,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原点。

经济上,战时出口热的退潮势所难免,英美资本重返亚太后,日本外贸增长明显减速,仅以中国市场为例,随着民国与英美贸易的恢复,战后日本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份额由1919年的36%下降到1921年的22%。
旺盛的国内投资则使进口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贸易收支于1919年转为赤字,赤字规模其后更连年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对外贸易的这一变迁绝非日本特例,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一国贸易大量盈余的状态很难长期维持,本世纪的中国经济也走过了相似轨迹,其一般贸易自2009年后即转入赤字状态。)

为维持景气,1918年上台的政友会内阁推出了大手笔财政刺激计划,当贸易红利渐衰,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的转型似乎顺理成章,处于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经济搭配充裕政府财力,投资拉动的空间看起来也无限广阔。

1920年,美国恢复战时中止的金本位货币制,由此导致的通货紧缩使美国经济陷入短暂萧条,由于日本出口对于美国市场的高度依存,这一冲击向日本国内快速传导,东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暂停交易达30天,这次危机后,日本社会一战以来延续的亢奋气氛为之一变,贯穿整个20年代的慢性萧条拉开了帷幕。

20年代日本依然成功维持了宏观指标的强劲,十年间,GDP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这一时期拉动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是国内投资,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企业又一马当先,这类企业占据着各种有利可图的资源性、垄断性行业,依靠关联银行的特殊关照,其获取信贷资源远较一般企业容易。

然而投资拉动的问题在于其所能提供的迂回空间有限,新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要顺着产业链条依靠下游市场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则必将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20年代初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除企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投资也快速膨胀,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由1910年代末的30%,增加至1920年代末的50%。

面对经济见顶,调整自然是一种共识,不过刚刚经历高速增长期的社会,从上到下对于经济下行事实上都抱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历届政党内阁均不愿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价,只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拖延政策,等待外部需求好转。

大量僵尸化企业依靠关联银行维系运转,企业所积累的不良资产也逐渐转化成银行部门的庞大呆坏账。投资与信贷的自体循环造成日本银行业存贷比持续紧张,吸储困难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借短放长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

面对严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于奔命的裱糊匠,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银推出震灾特别融通窗口,为受灾企业提供定向货币宽松,避免信用链条断裂,然而这一渠道很快演变为变相的全面放水,这种为刚性兑付背书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投机行为。直至1927年当央行试图收紧票据贴现条件,却使两家主要银行的坏账暴露,一举爆发战前日本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投资率的不断增长必然压缩消费率,投资泡沫滚动的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反而持续恶化,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20年代后半期,隐性危机的后果开始在社会层面显现,据1926年统计,当时薪俸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也出现严峻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普遍现象,至20年代末期就业率已不足40%。中间阶层生活状况恶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与此同时,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的过度倾斜,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直线上升,一度达到0.6的超高水平,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长期经济危机必然对社会产生冲击。

1921年,发生了退伍军人朝日平吾刺杀大财阀安田善次郎,并随后自杀的爆炸性事件,在朝日所写的遗书《死亡呐喊》中,集中表现了底层日本青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奸商安田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加以天诛以为世之警示”。

面对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国内各权力集团对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觉认识,却对改革方向缺乏共识,明治维新以来政坛前台的几大势力,军头、政党、重臣,由于其行政经验的积累,行为方式逐步向主流世界趋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传统实权集团事实上成为最重要的开明派力量。

然而传统实权集团保守的施政无法解决隐性危机对社会消耗,其民意基础在20年代被极大削弱,而组成明治体制的其他边缘集团,尤其是宫廷、华族和军部内反长州势力,则有意识地开始在军国主义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政策出路。

1919年,长期参与同盟会地下活动的浪人北一辉目睹五四运动,理想幻灭之下于上海闭关四十余天,炮制出日后军国主义夺权的总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以一种强烈的受害思维解读日本与列强间的利益折冲,将国际事务上的野蛮视为大国崛起标志,将践踏国际体系视为强国特权。这部逻辑混乱的大杂烩,在日本国内却反响强烈,北一辉也一跃成为新时代思想教父。
回国后的北一辉,很快与大川周明合流,将老壮会改组为政治色彩更加鲜明的犹存社,着力向少壮军人和大学生群体扩散其思想。

1923年起,宫内省在原皇居内旧中央气象台遗址设立了社会教育研究所教育部,负责该机构日常事务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创建的行地社,这一平台也自然成为上层权贵与底层投机者各取所需的拍卖会场。

20年代隐性危机导致的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使大量日本青年成为法西斯思潮的追随者,坚信“英美鬼畜”害怕神国日本崛起,破坏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建设,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形成对日本的ABCD环形战略包围圈,国内的乱象也是鼓吹民主自由的国贼败坏的,这样简单直白的阴谋论对底层青年表现出十足的吸引力,成为转移青年不满情绪的最佳廉价娱乐。

庞大的粉丝群体也是一棵摇钱树,例如北一辉这位“意见领袖”,
凭借其影响力四处勒索财阀与官僚,形成一门日进斗金的舆论水军生意,名气和财力,又得以帮助他进一步跻身上流社会圈子,寻找更大政治投机的机会。忽悠底层群众的在野“思想家”,与寻求理论工具和社会基础的上层权贵相结合,通过拨弄民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盲动力量。

1929年,新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终于做出“金解禁”决策,恢复中止多年的金本位体制,相当于断然实施紧缩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资泡沫已经滚动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除内部紧缩外,滨口内阁对外试图继续确保与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以换取贸易与融资空间,1930年“伦敦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然而,国内极端思潮的壮大,已经注定了这次改革的失败,恰好发生在此时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金解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日本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一举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金解禁”开始到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预期,资本外逃现象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合计达8亿日元以上。同期推断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政治经济体制濒临崩溃,蠢蠢欲动的各路政治势力嗅到权力摇动的气息,如同猛兽般扑了上来。

1930年,滨口内阁顶着国内重重压力,强行签订“伦敦条约”,成为刺激极端势力暴走的催化剂,海军谈判代表财部彪返回东京时,一下火车便收到了自杀建议书,1930年底的日本,弥漫着狂躁而恐怖的气氛。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遇刺重伤,并最终因伤势复发于次年8月不治,滨口雄幸之死及随后发生的“9·18”事变,标志着开明派匡正国家道路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惶恐不安的各大财阀转而大力资助极端势力,军国主义全面掌权的前景已告明朗。

战前日本的经验再次证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在适当条件下,可以成功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过干中学的过程加速吸收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面貌。

然而其后日本发展道路的脱轨,也显示出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意味着潜在的社会风险,前期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大惯性,往往通过保守的治理使经济泡沫持续期被人为拉长,直至将政策工具的腾挪空间消耗殆尽,慢性危机的代价必然在社会层面得到反映,然而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结构恰恰决定了其内部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不足,这使鼓噪民意对外转移危机成为有诱惑力的选项。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一点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讽刺的是,在1945年日本紧张的停战活动中,宫廷集团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20年代培养极端派的热情,始作俑者,最终也尝到了骑虎难下的苦涩滋味。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图片 2日本经济危机
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GDP跃居世界第二位,顺利走出战后阴霾。然而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下是岌岌可危的金融泡沫,日本再次陷入经济危机。那么日本人是怎么度过经济危机的?
日本经济发展史 开放后
门户开放以后,政府推行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政策。以轻工业为中心推动工业化与近代化,在股市筹措资金以发展经济。主要的出口货是丝线,火柴,电灯泡等轻工业产品。在这段时期,重工业较不发达,外贸持续赤字。财阀也逐渐兴起。不过由于多次对外战争,日本的外债增加,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体制面临崩溃。
两次世界大战
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军需激增,日本的经济从中获益很多。重工业在经济地位提高。同时,日本和美国同样转换为债权国。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军需骤冷使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经济陷入低潮。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等也导致银行信用不佳,1927年发生了昭和金融恐慌。1930年,由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与世界恐慌等一连串影响,日本经济恶化。
在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中取得了跃进的苏联5年计划,日本也受此影响。一些官僚主张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经济完全成为国家统制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崩溃。同时,终身就业与月薪制在这时出现,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定下基础。
战后的复兴与高度成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产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在朝鲜战争中,在军需的提振下日本重工业复苏。以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做为起点后续的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接续展开,在制造业为龙头下日本经济快速成长。日本的经济规模,于1968年超过西德的GDP成为世界第2位。
低成长时代
1973年,全球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陷入混乱,1974年经济增长率锐减,战后以来的经济高成长宣告终结。主要出口产品由钢铁转为汽车。1970年代后,日本长期维持巨额贸易出超,而美国在贸易上长期赤字。此后,根据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日元不得不升值而导致经济不景气。1980年代后,因为金融环境宽松,景气持续强劲,导致股票价格和地价大幅攀升。即泡沫经济。
长期低迷
1990年代,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受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后遗症影响,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2002年后,在外国需求上升的拉动下,情况有所改善。
货币刺激政策
日本经济在第三季度出现萎缩,这是自去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使得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陷入衰退,导致日本央行宣布将继续强有力的货币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学家表示,国内经济刺激不太可能使日本走出衰退,因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多依赖于全球的经济增长。
日本经济最大的驱动力应该是全球需求,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欧洲。没有外部需求的提升,日本政府和央行的举措都不足以防止衰退。
日本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显示,日本经济极度依赖出口和外部需求。所以,日本不得不等待海外经济的复苏来提振自身经济。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三季度的GDP环比收缩了0.9%,转换为年下降率是3.5%。日本经济收缩符合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导致的预期。
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复苏以前,日本经济在第四季度将会进一步下滑,成为技术性衰退。
瑞银财富管理公司的投资策略负责人乔治表示,对于日本经济复苏最好是全球经济发展。
乔治称,全球有大量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刺激,这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贸易消息,只要欧洲的情况不是太差。
日本央行在10月份连续第二个月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扩大了1385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但是收效甚微,市场中日元仍在上涨,出口压力巨大。
日元兑美元的上涨已经超过了3%。强势的日元使得日本出口产品更加昂贵,因此缺乏竞争力。
在第三季度,日本出口同比下降5%,这是自2011年第二季度的6%以来的最大跌幅。
日本央行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期望货币刺激政策来立即提振经济增长的期望是不现实的。
全球经济的回暖,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加上日本最近的财政刺激方案和逐渐转好的消费市场才能帮助日本走出衰退。
经济复苏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周四(2013年7月4日)表示,日本经济正在复苏轨道上,有迹象显示通胀预期正在上升,他强调日本央行积极货币刺激举措正在发挥作用。
黑田东彦在央行地区分行经理季度会议上表示:“日本经济正在加速成长”。
黑田东彦说,央行4月推出货币宽松举措后,“经济正在稳步迈向复苏”。
黑田东彦表示,在稳健内需和海外经济成长的帮助下,日本经济有可能恢复温和复苏;日本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定。
黑田称,日本CPI年增长率可能逐步转为正值;日本央行将维持超宽松政策,直到稳步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
日本央行释出大规模货币刺激举措,誓言将持债量翻番并加大风险资产购买,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自此日本央行一直保持货币政策稳定。
了解央行想法的消息人士称,日本央行下周利率审视会议料按兵不动,可能会继续上调对经济的看法,因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日元疲软及政府促通胀政策对出口和民间消费有拉动作用。
日本人怎样度过经济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中的日本:
1990年代,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受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后遗症影响,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2002年后,在外国需求上升的拉动下,情况有所改善。
日本度过经济危机的方法主要是: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日本企业基本都是经历公司裁人,规模缩小的过程,在制造行业都彻底推行丰田的5S管理,银行一时收归国有,剥离不良资产。促使一部分建筑公司破产等等。在获得体力后大举进入海外市场,逐步顺应美国的IT景气,一下子扭转经济走向。摆脱了战后最长的经济危机。

决定到日本旅行很匆忙,本以为能有充足的时间做做攻略,到了最后还是紧张到定了酒店跟机票,带上一本关西行攻略就踏上了东瀛之行的路。想挑战一下当背包客的感觉,更想逃离魔都的环境,在没人认识的地方呆上几天,用眼睛和自己的心去感受下异国风情。

明治政府一方面立即开展“殖产兴业”,大力加快经济近代化改造的步伐;另一方面,坚持军事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方针,在军备方面仅作最低限度的投入。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

9月27日上午十点钟到达机场,已经能够感受到长假来临的气氛,浦东国际航班楼里人头攒动,在排了近四十分钟队伍之后终于完成了登机任务,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安检。还算顺利,飞机13:10从上海起飞,不到三个小时就降落到美丽的大阪关西国际机场(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日本的国土都是各个小岛组合起来的,从空中看日本,大片的水域反而成为空中俯瞰时比重最高的景色,而与从上海浦东起飞时看到的黄浦江一对比,那种天蓝蓝水蓝蓝的感觉就更加突显。然后看到的就是在每个山脚下密密麻麻的居住区。高楼并不多,但是特别密集,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却仅仅拥有37.8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以想象在人口的分布和公共设施上需要多么地高效才能为他提供这么强大的发展支持。飞机降落在大阪的一个人工岛屿上,第一件郁闷的事情就是过海关,这是我碰到的最漫长的一次,排队将近2个小时。要不是以前世博会排队、上海特有的餐厅排队体验,我觉得真有可能晕倒在过海关的现场。还好,工作人员态度算热情,只是,年龄偏大,男人偏多,这倒是第一次见,国内这种工作岗位都是各位帅哥靓女经过实力、关系大比拼之后才能拿到的,而这里却成了老年人的天下,连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终于,顺利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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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乘坐JR到了房屋所在的小区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接下来就迎来了我所有旅行中最奇葩也最温情的一次问路。之前在airbnb上订了民宿,跟房东一直用邮件联系,我认为我只要按照地址去走就已经没问题,但刚一到站问题就来了,首先,我的wifi不能用了,且没有租便携式wifi(某人需要面壁思过一会儿),然后是我记下来的地址是英文,语言不通且没有导航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跟日本人用英文交流,第一次体验日本人蹩脚的英文真是醉了。刚好一位遛狗的妇女从旁边走过,我冲山去用英文问她地址,她热情地牵着小狗一路帮我找,走了十分钟还是无果,又带我到小区的公园,在那里查整个小区的地图,刚好遇到两位热心的老大爷(其中一位还带着长长的耳坠),又是一通儿蹩脚的对话。整个问路的过程特别复杂,最终在五六个人的循环帮助下终于成功破获住宿地方的线索,入住房间。(哎,其实出国前没有准备好上网设备真的很不方便,谷歌无法使用是很悲哀的事情···)还好,住宿条件跟图片上的一样,算是补偿了。(住宿如图,确实不错)。房东是个二手书店的店长,家里的书架上有很多日本古典书籍,翻看几页发现中文颇多,基本意思都能看懂,顿时觉得自己好像中日文通吃,然而,事情却不是按照想象的发展···

1894年6月24日,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 CFP 供图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来日本的第一餐饭,因为实在没有力气跑远了,就在楼下找个小餐馆,突然发现住宅周围有许多居酒屋,虽然已经晚上十一点左右了,居酒屋里确实灯火通明,不时传来震耳的笑声、吹牛声。,最后走入一家相对安静的餐馆,里面一位杀马特造型的大厨给我们做了来大阪的第一顿饭,一锅铁板烧豆腐外加两碗米饭(之所以点了这个,是因为只有这个菜是对应有图的,所以语言不通,吃饭也成了问题),不管吃的味道咋样,反正色和香是俱全了。

1872年10月14日,明治天皇亲自主持了东京新桥和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线路的建成典礼并敕旨,“朕期待国之富强,为百官万民庆祝,朕祝此等业绩能够更加辉煌,遍布全国”。这道勅旨充分表达了,这条铁路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日本交通变革的开始,更是日本迈上以发展近代产业为中心的近代化国家发展轨道的象征。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

Day1 暴走大阪

无论从120年前的当时还是现在来看,甲午战争的结局让人有些惊讶,东亚地区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小国竟然能够击败清朝,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展的综合国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从甲午战前的情况看,日本人为了积累获得战争胜利的经济实力,走过一条并不平坦的路。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做攻略的时候,我们本来想买个大阪的一日券,照着上面的景点走下来就行了,后来一看发现完全不适合,因为一天的时间根本来不及看那么多,所以改变策略,从最有代表性的开始看。大阪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天守阁,也就是丰臣秀吉当年修建的宫殿。当然,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再到德川家康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了,其中的变革、传承都记载在每一件器物上,保存在天守阁这座宏伟的建筑中。蓝天白云下的天守阁看起来更显得肃穆,让人感概。

明治前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1871年到1872年间随同岩仓具视考察欧美。在一年多的考察过程中,他深感当时的日本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至少落后欧美200年,但同时也注意到在经济水平上,日本与欧美只有几十年的差距,深知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在经济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感叹如果一个国家“不先富民,则无以强国”。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参观的游人中按照口音比例依次是东北话、上海话、四川话、粤语,然后是普通话,再然后是其他小语种。还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日本到处都飞着乌鸦,原本以为这个是古城,坟墓多的地方乌鸦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后来发现无论是大阪还是东京,都有很多乌鸦,一大早就叫个不停,声音也很难听,后来查了资料说是跟日本的环境有关,日本的食物种类里生鲜比例大,这就吸引了很多乌鸦,且繁殖能力强,几年时间里迅猛增加。不明白科技如此发达的日本竟然没有想办法控制乌鸦的数量,不知是有包容性还是太遵守规则了没人提出改变。

回国之后,大久保利通迅速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在当时,这个“富国强兵”包含着先积累民间的经济实力,然后再进行军备发展的深意。因此,明治政府一方面立即开展“殖产兴业”,大力加快经济近代化改造的步伐;另一方面,坚持军事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方针,在军备方面仅作最低限度的投入。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晚上为了欣赏一下大阪的夜景,顺便到购物的地方熟悉一下路线,就转战到了梅田,这是大阪的购物中心,地铁站到很晚的时候依然人头攒动,与上海的感觉很像。坐了Hep
Five摩天轮,看到了美丽的大阪城夜景,不过晚上光线不好,加上技术太烂,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

从自卫走向对清战争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一并与议具奏”。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

Day2 暴走神户

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的前20年中,日本陆海军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护日本的国内治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生的日本军队在国内忙于平定各地此起彼伏的旧武士叛乱与农民暴动。对于日本这样国土狭小的岛国而言,维持国内治安用不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50000444_298_3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神户,日语翻译成英文就是“Kobe”,很好记,是兵库县的县厅所在地,位于京阪神大都市圈,日本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地处绿茵葱郁的六甲山国立公园和碧波荡漾的濑户内海之间,背山面海,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其实看到神户,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词就是“神户牛肉”,所以这一站的重要使命就是吃到正宗的神户牛肉。但是大早上不能直奔店里去吃吧,总得有点精神追求,于是找到了一个叫做“北野异人馆”的地方,去看所谓的很久以前在日本的外国领事馆,歪打正着地坐了一趟缆车,欣赏到了神户港的美景。

当时,日本陆军6个镇台的全部现役兵力仅有16000多人,加上预备役的总兵力也才不过45000余人。因此,在西乡隆盛等人在鹿儿岛发动叛乱,引发西南战争之后,日本政府紧急动员大批警察和旧武士入伍,陆军才临时将兵力扩充到10万多人。而当时的日本海军是一支总吨位不过27000吨,由接收自旧幕府和各藩的20多艘老旧舰船组成的小型舰队。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虽然这个北野异人馆的景点不大,但是山上山下一趟跑的我们有急切要给腿补钙的感觉。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铺垫,下面才是重点。我们按照攻略书上写的地址,找到了被林志玲盛赞的神户牛肉店,在位于市区非常繁华的地方,去的时候是四点钟,但是因为没有预定,到晚上七点才有位置,后来被安排到位于路对面的一家分店,奇怪的是那家分店里面没有什么人,我们竟然是第一批客人,而此时外面有人在等位置。我只能说日本人太守秩序了,让你七点来就只能七点放你进去,即使这个时候没有人来也不行。做牛肉的过程是可以看到的,一对一服务,就顾客在面前的铁板上表演,每种蘸料都是师傅一点一点完成,非常细致。七成熟的牛肉虽然没有夸张到入口即化,但是肉质鲜嫩也是不可多得啊,这顿饭价钱不便宜,但是做攻略的时候一位有经验的美女跟我讲说吃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在国内一来吃不到正宗的,二来即使吃到正宗的价钱也会比这个翻倍,心里就会好受很多。这个方法着实受用,我提前给自己做了思想工作,就没有那么强的负罪感。以下是两张跟牛肉有关的图,做饭知道中国人爱拍照,还特意给我们拍下了跟牛肉的合影。

尽管日本在1874年侵略过中国台湾,但这就像同一时期甚嚣尘上的“征韩论”那样,实则是明治政府为了平息国内旧武士的不满情绪所采取的转移注意力的措施。而参谋本部在1881年出版的《邻邦兵备略》虽然鼓吹对清朝进行战争准备,但那毕竟只是参谋本部总长山县有朋等少数人的意见。客观来说,日本军备水平此时仍然仅限于满足国土防卫和国内治安的需要。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

Day3 暴走京都

然而,以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的爆发为契机,日本的军备建设方针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朝鲜军民在“壬午军乱”中杀伤日本人的行为以及清军在“壬午军乱”之后的武装介入强烈地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此时,明治政府的多数成员开始认为清帝国将会是日本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内阁高官山县有朋提出的“日清终究不免一战”的意见,在政府要员之间已经成为共识,对清军事准备的呼声由此高涨起来。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京都是本次旅行的重点目的地,这次旅行我们自己定义为两个屌丝的“文化之旅”,因此时刻提醒着自己,要本着“多看风土人情少购物”的原则。虽然在进入京都前,内心就已经想象着唐朝洛阳城的样貌,但真正到了时候还是觉得眼前一亮。清澈的河水,古色古香的小店,身着和服的路人,亮丽的神社以及静谧的寺庙,一下子将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

为了准备好与拥有亚洲最庞大军队的清帝国争锋,明治政府转变了发展有限军备的思路,日本的军事建设从“适度建设”的慢车道进入到“扩军备战”的快车道。1882年8月,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提出了10年内将现有的14个步兵联队扩编为28个联队,再加上7个骑兵大队,21个野战炮兵大队以及工兵、辎重兵各7个大队,将陆军常备兵力扩充至6万余人的扩军方案。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定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定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以总兵衔,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艇和六艘鱼雷艇。

看古寺就是要有良好的体力,所以这一天逛完各种神社、寺庙之后的结果就是微信运动再创新高,以及腿快走到断。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满肚子的精神食粮赶在地铁停运前回到了家。

与此同时,海军卿川村义纯也提出8年内将海军的总吨位翻一番,新建、改建42艘军舰的方案。从1883年开始,日本陆海军同时开始实施军备扩张。毋庸置疑,近代化的军备扩充需耗费大量的金钱。以陆军为例,为了编练新创设的师团,陆军军费以每年近200万日元的增幅节节攀升。而对缺乏自主造舰能力的日本来说,要在短短的8年内实现川村义纯的造舰计划,惟一的办法就是从英法等国订购价格不菲的进口军舰。所以,海军军费的增速和增幅都走到了陆军前面。1882年,海军军费尚不及陆军的四成,而在短短8年之后的1890年就反超了陆军。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Day4 暴走奈良

军事支出VS财政平衡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

奈良与京都相似,都是以古建筑著称的地方。而不同的是,那里有很多可爱的鹿。据说是某位神仙到奈良的时候是骑着鹿来的,后来鹿就留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了。除了地铁站不久就能看到许多可爱的小鹿在路边自由行走,行人会买一些饼干喂给它们,场面极其和谐,我也加入行列,跟小鹿玩起各种自拍。

巨额的军费增支必须靠强有力的财政保障。为此,明治政府加征了包括烟草税、酒税和证券交易税在内的一系列新税种,增收的每年750万日元税金成为支持军备扩张的稳定财源。为了使军方能够不受政府制约地完全支配新增军费,山县有朋和川村义纯等陆海军首脑在1883年设立了独立的军备局,全权负责军备扩充和新增军费的使用。1884年,在新增军费分配中获益较少(只及海军的三分之一)的陆军当局向政府提出了增税至1000万日元来补充陆军军备的要求。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

跟鹿玩耍之后去了奈良有名的东大寺,完全木制结构的寺庙,虽然历经整修,香火依然非常旺盛,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地。这座屹立于绿树清泉边的寺庙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显得安详、有韵味。东大寺是日本68所国分寺的总寺院。因为建在首都平城京以东,所以被称作东大寺。又称大华严寺正面宽度57米,深50米,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大佛殿内,放置着高15米以上的大佛像,卢舍那佛。东大寺院内还有南大门、二月堂、三月堂、正仓院等。南大门有很著名的双体金刚力士像。二月堂能够俯视大佛殿和眺望奈良市区,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设坛授戒。

对此,正在厉行财政改革的大藏卿松方正义予以坚决抵制。他认为,无论军方有什么样的迫切理由,军费支出都必须在政府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作合理安排。当时,明治政府中的巨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都支持松方正义的意见。伊藤和井上借着“巨文岛事件”的爆发,借着防御俄国的名义,推翻了山县等人炮制的不合理的1886年年度军事预算案,还顺势解散了设立不久的军备局,成功地将军事支出的管理权限抓在了政府的手中。松方和伊藤等人的想法非常明确,只有先让国内的经济发展起来,政府财政才能有发展军事的余力。所以,他们暂时对内压制了军方的扩军冲动,对外采取对清妥协的方针,军备的目标也从对清战争准备重新调整为抵御列强侵略的国土防卫。但明治政府丝毫没有放慢过扩军备战的脚步。到1890年,陆军完成师团改制,海军也完成了装备更新,换言之,对清战争准备业已就绪。这一年在爱知县知多半岛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军演即可视作对后来的甲午战争所做的第一次实战演习。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

东大寺结束后,满怀着对中国历史的憧憬,我们做了一趟巴士到达了位于郊县的唐招提寺,那是鉴真和尚的纪念地,以前曾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学到过。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这座寺庙位于一片农田的边上,虽然不是特别显眼的位置,但占地面积已然不小,里面的寺庙也是木制的,在介绍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寺庙比东大寺更能代表唐朝建筑的风格。里面有鉴真和尚的舍利子保存地,有讲经堂等,人气不高,去参观的也基本都是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历史课本有记载的缘故。五点钟,太阳就落山了,我们赶在最后闭馆时刻出来,也算是为奈良之行画上句号。还特别想说一下日本的农村,到现在我还是念念不忘,道路干净、整洁、连一片纸屑都看不到,每家每户都是非常古朴的风格,各家都有一个大院子,里面种满了果树,花草。经过的时候,一些结满了柿子的果树随微风摇摆,经过的时候会飘来一阵香味。稻田里的水稻已经快成熟了,还能听到虫鸣的声音,田里的螺丝密密麻麻像赶会一样,让人喜欢的不行。偶尔有车辆经过,还会特别礼貌得让行人先走,从未听到汽车鸣笛的声音。村里面就有地铁站台,非常方便,从地铁站离开的时候真有点不舍,有一天中国的农村也能有这种干净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小康吧。

伊藤等人坚持军事支出坚决服从于政府财政的大方针是在给松方正义的财政改革创造条件。从1881年开始,为了解决前任大隈重信所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主因是西南战争中积欠的债务和超发的纸币),大藏卿松方正义断然采取严厉通货紧缩政策。“松方财政”在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的同时,长期的通货紧缩政策所带来的低利率也引发了近代日本第一轮创业办厂的高潮。不过,这些工厂劳动力的来源多半是在紧缩财政下给逼到死亡线上的破产小农。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

Day 5 暴走购物

轻工业明显领先重工业

刘铭传在台湾

这一天没啥说的,因为是文化之旅,购物的内容就直接省略,反正大多都是帮朋友代购,所以也冒充了一下暴发户的状态,买买买,买到手抽筋······

在这一股创业办厂的潮流中,日本的民用轻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近现代日本支柱产业—棉纺业的机器大工业化正是在“松方财政”之下实现的。明治维新以后,为了抗衡物美价廉的英国进口棉布,日本通过技术引进和仿制,率先实现了棉纺设备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到1890年,日本的国产机织棉不仅在产量上超过了进口棉织品,而且开始向被英国棉纺制品垄断的中国和印度出口。虽然,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这个阶段,日本政府在铁路、钢铁和军工等基础工业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在这一时期真正推动日本产业近代化进程的却是以棉纺业和缫丝业为代表的民用轻工业。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

Day6 暴走东京

与主要立足于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棉纺业不同,从明治维新直到20世纪初叶,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丝和丝织品一直都是赚取外汇的支柱产业。从1870年代起,南北战争结束后迅猛扩张的美国丝织业对原料丝的需求促进了日本缫丝业的发展与进步。日本近代缫丝业的发展采取了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结合的方法,同时不断致力于品质管理和技术改良。短短20年间,日本就取代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丝织工业最大的原料供应国。

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东京是一个跟上海很像的地方,提到那里的时候,蹦出来的词就是时尚、购物、金融、高楼大厦,想象当中,跟陆家嘴差不多吧。到了那里发现,也确实是这样,整洁干净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以及街边高楼林立,只是那些高楼的标志以前都只是在国内的广告上见过,什么Sony,Hitachi,Mitsubishi,Panasonic,这些都是日本普通人生活中用到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有的还不算太普通。行人中,尤其是女人,基本上都是化妆的,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也会涂上腮红和口红,显得优雅许多,只是商场中服务员的笑容太过标准反而让人觉得有些生硬。银座的商场从白天到晚上都是人流量爆棚的,从商场导购到退税窗口都充斥着中文,已经无力吐槽。

民用轻工业的发展减少了对进口制成品和半成品的依赖,从而改变了日本的外贸结构。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外贸呈现出从“进口产品、出口原料”向“进口原料、出口产品”的转变趋势。这对受制于不平等条约,无法自主关税税率的日本来说,是一个缩小贸易逆差的有利因素。不仅如此,轻工业的进步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国内消费的增长,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反过来进一步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大藏省在战争期间增发的两期总额8000万日元的国债均在日本国内发行。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

Day7 依然暴走东京

可见,日本完全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支撑了整场甲午战争。倘若如果没有“松方财政”主导下的经济增长,这样的财力后盾是不可奢望的。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为了感受东京的文化,我们决定去东京大学和周边的博物馆转转。东京大学是亚洲知名学府,本来还想写写早稻田大学,但是上次的学术造假事件让它有点名声扫地,就暂且不提了。在大学的校园里,最能看出年份的当然是那里的树,满校园的银杏树,地上洒落的全是银杏果,古朴和厚重的感觉扑面而来。

当然,日本的基础产业和重工业在甲午战前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以铁路为例,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的铁路铺设里程已经达到1400公里,但是铁轨、机车和关键的信号管制系统仍然严重依赖英国。日本的大部分钢铁厂在甲午战争前都严重缺乏生铁的冶炼能力,生产不得不依赖进口生铁。尽管机械工业在1890年代有着年均12.9%的惊人增长率,但其产值还不到棉纺业的百分之一。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

还记得有个电影叫做《忠犬八公》,写的就是东京大学的以为教授上野英三郎跟他的伙伴秋田犬的故事,一进大学校门就看到了这个雕塑,有被感动到。

此时,占据日本重工业领头羊位置的是以采煤和采铜为主的矿业,而开采的煤炭和矿石多供出口。基础工业的薄弱使得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军事工业依然缺乏独力支持前线军备的能力。由于冶钢技术的落后,东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厂以及横须贺海军船厂在战前均无法独立生产火炮用钢铁和舰用装甲板。陆军不得不用性能较差的仿制意大利式青铜野炮、山炮来与清军的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抗衡。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

每一栋教学楼都能让你感受到时间的力量,也就是说,看起来都很破!无论是工科院系的实验室,还是法政综合大楼都透着一股子时间的味道,有点快发霉的感觉了。东京大学的工科很有名,所以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一些行色匆匆,目光有些呆滞的男生,头发油油的,不过这其中说不定就是研究航天飞机军工大炮啥的,可不能小瞧了呢~

在步枪方面,尽管使用无烟发射药的二十二年式村田连发步枪在战争前夕开发成功,但由于时间仓促,只来得及给最后完成动员的近卫和第四师团换装。甲午战场上的日本士兵大多用的还是老旧的十一年式村田单发步枪。而在黄海海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也要到战后的1896年(仿制工作从1888年开始)才真正仿制成功。尽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它的工业化进程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只不过,目标明确的明治政府领导者们克服了日本的短板,充分利用了手中有限的资源,赶超颟顸无能的清政府,渡过了其向近代崛起的第一道难关。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

出了东京大学,不远就是上野公园,那是东京赏樱的绝佳地方,走到公园的主干道上,路的两旁全部都是樱花树,可以想象到了四五月份,樱花盛开时,应该是非常美妙的。公园的旁边就是各个博物馆,可悲的是我们去的那天是周一,几乎所有的馆都是闭馆状态,只能在外面匆匆看了一眼就遗憾地离开了。

(作者系日本神奈川大学博士候选人)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

日本的文化产业很发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出售光盘的连锁店比比皆是,类型多样,更新极快,生意也非常好,这在国内早已不可想象。这与日本人的消费习惯有关,也跟版权保护有关。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还有就是深刻得体会到了语言的重要性,有一次看到一家回转寿司店,心想正好符合我们需求,只要看到台子上的寿司想吃哪个就拿哪个,不用担心沟通的问题,结果我们过去的时候不是饭点,师傅还没开始往小轨道上摆寿司,我们只好等有人进来了之后才开始点,看到旁边人吃什么,我们就跟师傅说”the
same”,结果人家差点以为”the
same“是一道菜,真是醉了。所以,学习语言是很有必要的,或者先了解一些常用的词语,避免尴尬。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最后说说住宿,一分价钱一分货,在大阪提前把预算用完了,结果东京就只订到了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出租的房子,主要给留学生用的,居住面积很紧张,不过房东倒是很热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游玩的路线和攻略。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在路上,就是这样,总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小惊喜,也难免会碰到一些棘手的小问题,能有机会感受就是幸运的,在我看来,生活在这里本来就是一场旅行。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县长。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4902页。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第21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于其他各处。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第261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第720页。

《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第179—180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第47—48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页、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第319—320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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