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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重读哈耶克

2014/08/05 | 陈祥| 阅读次数:2406| 收藏本文

摘要:在人们普遍对更好的社会充满期待与热望时,哈耶克的着述被大量引进,受到大陆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们以及法学界的欢迎,出现了众人皆谈哈耶克的思想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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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体制转型逐渐展开,讨论社会变革的热点话题,相应变为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在人们普遍对更好的社会充满期待与热望时,哈耶克的着述被大量引进,受到大陆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们以及法学界的欢迎,出现了众人皆谈哈耶克的思想热潮。

若将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相比,即可发现,“哈耶克热”是中国当代启蒙转折的标识。此前的思想解放,先从文学、文化开始,如萨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弗洛姆等被译介进来,西方的文化和文艺理论,被用于思想批评工具。而哈耶克及其着述,则把人们从存在的意义、人性的价值尺度,引向对社会秩序与政治体制的思考。

20多年过去了,彼时热切谈论哈耶克的时代思考者,其思想路径已经随着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比如曾经从哈耶克着述中获得对自由市场信心的人,现在可能更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为在大陆经济发展表面成功景象中,国家意志与市场的结合,看起来颇具中国大陆特色的美好。又比如,曾感动于哈耶克着述中关于现代国家秩序构建的人,现在可能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认为儒家与法治、民主有共通之处,相信它们可以相互滋养并共存而构建出一个更合宜的体制。因为哈耶克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弃置后全然重建的秩序,是极为脆弱的。

之后,“哈耶克热”慢慢褪去,人们转向更为轻快的阅读、更为直接的现实讨论、更具利益诱惑的争辩时,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却在今年发出重读哈耶克的邀请,并于今年出版了新着《重读哈耶克》。

他认为此前“哈耶克热”中存在很多对哈耶克的误读,忽视哈耶克更为根本性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包括他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原理,关于自由、法治、民主和宪法政治等现代良序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论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过度市场化,且又与完备的法治化市场经济存在距离,而人们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仍然持有期待,更应该重读哈耶克。尤须明白的是,哈耶克一生所宣讲的“自由、法治、民主和宪法政治”,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条件。

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

记者:你强调哈耶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才是社会思想家。但其实,后一种身份以及相关着述,让哈耶克的观念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因为没有经济学的专业壁垒。

韦森: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哈耶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才是一个社会思想家。哈耶克本人1974年与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也主要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考虑到他们在基本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以表彰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上的深刻分析”。

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哈耶克出版了几部理论经济学的着作,包括《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价格与生产》《资本纯理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由于这些着作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经济学界真正了解哈耶克主要经济学思想的人并不多。经济学界较多地只知道他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的思想,即从经济学与知识、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来论述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及其本质方面的论述,而很少有经济学界的同仁知道哈耶克是一个伟大的货币经济学家,更少有人知道他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方面有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

记者:殷海光、周德伟、林毓生等知识分子,在接触哈耶克的思想后,都形成了共同的思考命题,即传统的现代化转变,但这种转变不是经济学层面的,这样一来,貌似很难说哈耶克是中国当代经济学界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哈耶克的这种中国境遇,你如何理解的?

韦森:殷海光先生是个自由主义哲学家,他对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和论述,这完全可以理解。周德伟和林毓生二位先生都是哈耶克的及门弟子。林毓生先生是个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在哈佛大学的着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先生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博士论文,较多精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因而很少关注其师哈耶克的经济学方面的着作和理论,这是自然的。

周德伟先生是中国当代一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也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时的亲传弟子。他曾在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研究班,亲闻目睹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周德伟先生很了解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不但自己有许多经济学着作,也写过许多专门文章介绍其师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并最早中文翻译过哈耶克的《自由宪章》。

但是,由于周先生在1949年后去了台湾,他关于哈耶克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介绍传播得不是很广。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知道他的人很少,读过其文章和着作的人则更少。故目前国内学界不了解哈耶克是一位经济学家,尤其是不知道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一点就不奇怪了。

记者:从你的阅读写作来看,似乎要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必须要理解哈耶克对自由、法治、民主的相关论述,这是否是哈耶克在中国被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界往往忽视了这些看起来非经济的因素,而思想界则未能探入哈耶克的经济学。

韦森:我感觉哈耶克被误读,主要还是处在大家对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误解上,认为哈耶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无为论者”。实际上,哈耶克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主张“小政府”的人,他更不主张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要人们无为而治。

恰恰相反,哈耶克一生特别注重人们观念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早年到晚年一直是如此。当然,哈耶克一生反对政府直接用行政命令和运用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干预社会经济运行,而是主张要在宪法政治的框架下,用法治之法的规则来治理社会。而这首先需要政府自己要受到预先规定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则约束。

哈耶克在30年代与米塞斯一起批判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非可行性,晚年撰写《致命的自负》。实际上,他一生坚持认为,在整体上设计一个计划体制,来取代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是走不通的。这不仅会在经济上没有效率,甚至必然导致巨大的灾难,而且必定会形成一个集权政治体制。在他的经济学着作中,由于人的理性和知识的有限,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和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才有人类社会的繁荣和经济进步。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通过一个整体的计划和设计而建造出来的。即使构建出来,也会导致巨大的经济灾难和落后。

换句话说,哈耶克在60年代反复强调和宣讲“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实际上是在继续批判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继续宣讲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形式。

记者:在讲到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时,哈耶克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切都应该是自发的?

韦森:对,哈耶克也并不主张不要政府,他一生反复讲,只有建立起法治社会,即“the
Rule of
Law”,政府用抽象规则和法律来管理社会,从而人们的自由得到了法治的保障,才能有市场经济的这种“自发社会秩序”的成长和扩展。在晚年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又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不再用“自发社会秩序”这个概念了,更说明他的思想更精确和升华了。哈耶克一生的学术思想是逻辑一贯的和自洽的,尽管之间有些变化和发展,但他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社会学、历史观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多少矛盾和内在冲突。

哈耶克最伟大的、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几十年的着述生涯中,讨论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制度条件,其中包括自由、法治、民主与宪法政治等等。

记者:你对哈耶克所谓的法治(政府本身与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的约束,即the
Rule of Law)在中国的实现的信心来自哪里?

韦森:只要看看我们国家和执政党的文件,包括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的《82宪法》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以及我们最近提出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社会的许多正面的主流思想和理念,与哈耶克几十年的理论主张实际上并不矛盾,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吸收进来,甚至说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我们国家和社会各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些基本原理,但这实际上付出了几十年社会实验的沉痛代价!现在这些基本理念,总算慢慢变成了我们社会的共识而逐渐写入我们的改革纲领中去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民主、法治、自由这些理念已经为我们社会所逐渐接受,且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法治?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什么才是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基本理念我们今天还有些不清楚。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均有可能十分确定地预见到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运用其强制权力,并根据这个预期来规划自己的事务”。

这里的意思是,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且主要是政府本身要受到事先规定的宪法和法律规则的约束。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只有60多年的历史,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制度,或者说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走向法治、民主和宪法政治社会,至少在长期来看还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毫无疑问,对于二十世纪思想史来说,哈耶克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坎。但对于这样一个人
物,国内汪、甘之流却往往满足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哈耶克只是个意识形态斗士。然而有趣的是,在他们的语境中,意识形态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种困扰人
类已久的幻象,也不是历史终结意义上的一种过时概念,而毋宁说在他们看来,所谓意识形态不过是个伪命题。因而所谓哈耶克者,也不过是条追着自己的尾巴绕圈
子的狗而已。重要的是,这是条连“资产阶级走狗”都算不上的狗——他只是条毫无意义地狂吠不止的狗而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学人更是祭出了据说是来
自哈贝马斯的“权威见解”:哈耶克没说出什么东西。然而这样的转述是颇为可疑的。谁都知道,意识形态之于哈贝马斯绝对算得上是something,既然如
此,一生都是意识形态斗士的哈耶克又怎么可能仅只是nothing呢?

奥地利经济学派可谓群星荟萃,可圈可点的人物包括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第二代代表人物欧根·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第三代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第四代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第五代代表人物伊斯雷尔·柯兹纳,穆瑞·罗斯巴德和路德维希·拉赫曼。

一、 文章观点重现(来自《财富自由之路》)

我们必须活在未来。

不肯放弃一部分安全感而“活在当下”就是“永恒”地被困住,而活在过去就相当于“永恒”地被困在更差的地方,所以即便挣扎,也要“活在未来”,哪怕“部分活在未来”。

怎样活在未来? 预测

  • 你现在对未来有一个预测。
  • 那个预测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果。
  • 你现在已经笃信你的预测是正确的。
  • 你提前按照那个预测的结果去行动、选择、思考。
  • 时间自顾自地流逝,而你终将走到那个结果出现的时刻。
  • 最终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是正确的。

由于你提前按未来正确的结果去行动、选择、思考,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活在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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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或许如甘布尔这样的学者的见解更为中肯。诚然,哈耶克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斗士,然而所谓意识形态既不是幻象,也不是什么
过时了的概念,而毋宁是政治的核心所在。无论历史在福山等人的意义上是否终结了,政治都不可能终结,因此任何参与到政治探讨中去的人,都是在为意识形态而
战。所以对于哈耶克这样的学者来说,我们所要把握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为何种意识形态而战,而在于他在战斗中提出了什么样的具有超越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为
这些问题找出答案。如果像汪、甘那样,只是简单地通过勾销概念来避过问题,那么也就等于是从本质上避开了政治。此种学人多少有点像罗蒂所嘲笑的文化左派,
以为通过勾销概念或创造概念便左右了现实的政治实践,却殊不知这才是无意义的狂吠,这才是追着自己的尾巴绕圈圈的把戏。

所有这些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都首先是经济学家。他们是在与其智识对手的论战中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权利”学派风格的。最初门格尔于1871年发表《经济学原理》,其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主观主义方法论,边际效用理论,主观价值论等等)为奥地利学派形成后来的这种风格只是提供了方法论和知识论基础。此书发表后,门格尔面对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挖苦和挑战,不得不孤军奋斗,与当时德国强大的“历史学派”对垒。而最初的“奥地利学派”的名号属于一种贬称,就是拜德国“历史学派”所赐。门格尔于1883年发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回应和批评。其后庞巴维克对客观价值论和“剥削”论问题做了多方的剖析和批判,他最有名的理论之一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论,直接与“剥削”论对峙。奥地利学派涉足的第三波论战涉及“社会主义的可计算问题”,发生在米塞斯和奥斯卡·兰格等东欧经济学家之间。米塞斯论证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可计算性。哈耶克到后来加盟了米塞斯,从知识论角度为米塞斯的观点添砖加瓦。第四场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30年代初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货币和周期理论叫板凯恩斯,成为伦敦暂露头脚的年轻顶级理论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争论涉及是否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相机抉择。凯恩斯抱支持态度,哈耶克则持反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巨著,就是对哈耶克死缠猛打式挑战的回应。《通论》掀起一股“凯恩斯革命”旋风,很多哈耶克的追随者随后纷纷转投凯恩斯的门下。其结果是,哈耶克暂时告输,凯恩斯赢。

二、 自我剖析与复盘

有预测思维的人为数不多,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预测不是猜想,而是基于知识积累、信息储备以及过往经验做出的判断。

想想我自己,在知识积累方面好像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从很早就预测到拥有知识才有话语权,拥有知识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也一直相信学无止境,直到接触李笑来的课,才知道这个词:终身学习者。

对于知识积累,虽然在认知方面有着准确的预测,但是按照预测去执行的行动力却往往不足。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思考过“活在未来”这件事,没有清晰的认知自然没有主动选择的动力。二是从“知道”到“做到”缺乏方法论的支撑。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的知道,却不懂得如何去开启行动以及如何持续行动。

关于文章中“活在未来”的观点,我认为是指思想上的活在未来,是指要放弃百分之百的安全感,让自己的思维不受制于眼前,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对于更远更广阔的将来有一个积极探索的心态。而在行动上,就要着眼于当下了,对于正在做的事情要保持专注和耐心。

扎扎实实地做好当下事,搭好梯子,才能为思想上的登高远眺打好基础。

在中外教育家行列里,陶行知先生无疑算一。陶行知生于1891年10月18日,最好的缅怀陶先生方式,莫过于重温他的教育思想,并以此作为参照审视当下的教育现实。

不过话说回来,甘布尔虽然称赞哈耶克,但在《自由的铁笼》中却并未给他留多少面子。在其分析中,我们时不时会看到如哈耶克并不了解社会学、哈
耶克摇摆于两种根本不同的进化论、哈耶克固执于自己的封闭理论等等观点,此外,甘布尔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哈耶克的许多自相矛盾或者含糊不清,比如作为其
思想核心的自发秩序概念。或者说,甘布尔对于哈耶克每一方面的分析都以其对这一概念的矛盾论述为核心。例如在《通往奴役之路》阶段,如果市场模式是一种自
发产生的唯一选择,那么又如何解释哈耶克的唯意志论思想,即此种模式仅维系于知识分子之理念?在《自由宪章》阶段,如果只有哈耶克式新古典自由主义才是一
种真自由主义,才是一种唯一合理的理念,那么如何解释各类左翼理念几百年的存在史,如何解释此种新古典自由主义其实并不等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而只是一种新
兴的创造物?在《法律、立法与自由》阶段,理性建构与自发秩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难道哈耶克自己不就是在建构一种政治秩序?如果说甘布尔之所以最后称
哈耶克的思想是封闭的,那只是因为哈耶克从来没有尝试着去突破这样的矛盾论述。但反过来说,这也恰恰是哈耶克所遗留给我们的超越性问题,无论资本主义是否
是一种终结性的制度模式,无论社会主义或者集中计划是否有可能复兴,所有这些疑问之答案都有赖于我们去更好地探索与回答哈耶克所提出的这一问题。

从较短时间内,这些论战的成败与其说与各方相持的理论正确与否有关,毋宁说更与时代精神和局势影响有关。即便在长期,理论上的交锋也难以有个最终了断。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很难被定性为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真理不能绝对把握,但可以通过试错的方式逐渐接近。他的话是对的。而且,即便一种理论有着明显的劣根性,人性的幽暗面也可能有利于这种理论继续被滥用。比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长期青睐,就与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均想“有为”有关,也与其中很多人想顺便浑水摸鱼、从中渔利有关。而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也助长了民众对政府官员“有为”的要求,同时也迫使各大政党的政治家对选民不断做出更大的承诺。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在中国得到信奉。政府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往往采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倚重公共投资。整个经济就像一家巨型马车,政府就像马车夫,要求车子保持高速前进,至于撞死多少人,掉下多少人,均不在话下。可谓不惜代价。我国上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风格即为如此。其结果是频频变动的经济政策导致对个人产权的侵犯,而且延误了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现任政府则更为侧重供给学派经济学,更少一点凯恩斯主义色彩,重视减少经济和金融管制的方法来顺应结构调整。

陶行知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风雨如晦、动荡不定的年代里,在教育战线上他作出别人难以超越的努力和探索,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而且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不只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显得卓越超前,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阿玛蒂亚•森曾经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解释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因果分析可以使无意造成的后果被合理地预期到。因而一个无意造成
的后果并非一定是不可预期的,由此,自发秩序与理性主义改革就完全不是敌对的。事实正好相反:经济和社会的理性思考可以注意那些并非有意造成的、但由于体
制性安排而引起的后果,而特定的体制安排可以因为注意到各种可能产生的、无意造成的后果而获得更准确的评价。无独有偶,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在哈耶克的好
友波普尔那里看到。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虽然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波普尔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而赞同渐进式方法论,然而他却并没有解释清楚此二者的界限
在哪里。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两种方法论之间与其说有着质的不同,倒不如说只是程度的不同。例如虽然波普尔表面上反对人的改造,但他
却明确赞同限制内容不良的各类影视节目以保护儿童。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种理性主义的建构,也可以看到一种渐进式的方法论。如果说整体主义之所以
值得反驳,那也只是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荒谬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只是渐进式的工程,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规模分界线究竟该设在何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方法论只
是对森之表达的另一种描述而已。既然波普尔在论述自己的这一观点时一再提及到哈耶克,而哈耶克也一再提及波普尔的这一思想,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算得上是
对自发秩序的一种合理解释。

在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中,哈耶克可称得上是一大“怪胎”:他虽然从骨子里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外人的眼里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而且他还深度涉略心理学,社会理论,系统论等领域。哈耶克从一开始就已认定凯恩斯理论的软肋为其缺乏资本理论。他在20世纪30年代叫板凯恩斯失利之后,付出了数年的艰辛努力闭门造车,于1941年出版《纯粹资本理论》一书。但由于当时英国处于大战当中,大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均沉迷于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简单“妙方”,而对哈耶克的呕心沥血、精雕细琢之作问津者寥寥。而且,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其核心要点并没有改变。哈耶克目睹英国古代自由主义被日渐离弃,种种集体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德国极权主义已成现实,奋笔疾书,于1944年先后在伦敦和芝加哥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由此一鸣惊人,成为闻名遐迩的通俗政治思想家,由此也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经济学家的生涯。哈耶克其后越发不可收拾,先后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等巨著,成为重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

说起他,人们会马上想起诸多脍炙人口的教育名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等等。

由这一解释出发,我们就不难对前述各种矛盾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就自发秩序这一概念的清晰程度来说,这本身多少有点伪问题的意味。可以看到,
理性建构与自发产生之间本身是一个互动过程,任何人类实践都是一个渐进式的试错过程,人类的控制能力、分析能力、预测能力等的提升无时无刻都在改变着两者
间的界限,所以也就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清晰界限。因此,左右两翼理念间的不同绝不是何者永对、何者必错这样的简单问题,因为理念本身不可能永远固定,
不断发现也罢,不断创造也罢,我们所需要明确的只是政治实践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真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来到我们中间。因此,机械式的进化论与唯意志论
都不是我们需要的答案,理念与实践之间绝不仅只是谁维系于谁这么简单,这本身倒不如说就是一个自发秩序问题。经过这样的解释,也就不难看出,甘布尔对哈耶
克的批评其实算不上是无理,因为其理论进一步发挥能量的可能性全然在于突破哈耶克自身的局限,不再固步自封。反过来说,或许正是由于哈耶克囿于自身的封闭
体系,这才会如其另一位研究者考德威尔所说的那样,最后悲观到似乎认为以人类的理性来说,什么也做不了,哪里也去不了。

不过,在离开专业经济学圈之后,哈耶克的生活并不轻松,直到他于1974年由于其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个人生活和精神面貌才彻底改观。而其获奖则与凯恩斯主义的衰落有关: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年代,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之束手无策。这一局面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回归。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贡献终于得到了承认,而其获奖的实际原因则更为复杂。据说,一大原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总体回归,另一大原因可能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希望其本国左翼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能够尽早获得诺奖,于是把右翼经济学家哈耶克用来“凑数”,于1974年并授诺奖。

这些朴素至纯的言语无不闪现着陶先生的真知灼见,至今仍似晨钟暮鼓回荡在人们的耳畔,给人以警醒和启迪。

其实,如果说哈耶克有什么错误,那么这一错误倒与其厌恶的黑格尔多少有些类似之处,不同的只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最终被囚禁在了普鲁士王国,而
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最终被封闭在了大英帝国。可问题在于如果真的存在绝对精神,那么它绝对不会维系于黑格尔式知识分子的理念,同样,如果存在扩展秩序,它也
不会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信仰就一命呜呼。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无论是普鲁士王国还是大英帝国,都不是人类政治实践史的终结。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
情景:哈耶克用自己的理论证否了自己的理论。不过这算不得是一种贬低,用波普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确信,哈耶克的理论是一种值得我们去探
讨、挖掘、发扬的科学理论。当然,我们必须对科学一词不抱任何偏见。不过反过来说,这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真正把握住哈耶克所遗留给我们的问题,继承其
分析探讨问题的精神,那么我们也就必须超越当代某些自封为哈耶克传人的知识分子或伪知识分子,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自发秩序等等都是一种充满着不可分析
的、神秘的质的形而上学实体,任何对这一存在物的说三道四都是严重的渎圣行为。可事实恰恰相反。之所以自发秩序等理论是一种合理的理论,是一种我们在未来
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并非因为它们有着形而上学的质,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能够清晰地分析出其内核,从而找出其正确与谬误之处。

回顾整个20世纪,哈耶克和凯恩斯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所坚持的两种方法论和两种立场仍将主导21世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足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成因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稳健的经济增长需要有稳健的货币和稳健的经济基本面。而稳健的经济基本面需要通过促进竞争来维护。而各国的政府们仍然偏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断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对于哈耶克来说,不断对经济体注入廉价货币,乃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只是推迟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越是往后推迟,危机的程度越大。话说回来,情况愈是如此,愈是需要研读哈耶克。

如果把这些教育名言看作朵朵浪花,那么陶行知的整个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犹如滔滔长河。说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犹如长河精深博大,原因有二:

让我们回到甘布尔。可能是由于作者简洁易懂地揭示了哈耶克的自相矛盾与固步自封,所以《自由的铁笼》并不那么受待见,比如哈耶克在中国的最有
名的信徒组织铅笔社的枫林灿就认为此书谈哈耶克“谈得一塌糊涂”。然而有趣的是,似乎甘布尔本人对哈耶克的诸多理念却是坚信不疑的。例如他赞同意识形态远
未过时,只是今日的左右翼以及未来的左右翼绝不可能等同于哈耶克时代的左右翼,而意识形态斗争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实践的必然产物,总是会存在于这一翼
与那一翼之间。又比如他赞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与《法律、立法与自由》中的观点,未来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正是在于为其他形式的人类实践提供一系列的制度
性框架,此中就包括市场实践。再例如他也不反对哈耶克对权威、精英、等级的看法,而不会乌托邦式地幻想一个权威终结了的后现代社会。归根到底,甘布尔与哈
耶克的言说语境并无二致,那就是韦伯所启示了的现代性,唯一不同的是,如果说哈耶克相对于保守主义的非指向性而指向现代性,那么甘布尔则是现代性中指向后
哈耶克时代。在甘布尔看来,哈耶克确实是二十世纪思想史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但他更是在说,哈耶克是一个我们必须越过的坎。换句话说,无论是汪、甘之流式绕
道而行,还是那些信徒式的高山仰止,都不应是我们的选择,直面与超越才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幸运的是,我们终究还是能够读到像此书这样的批判性着作,哪怕这
些着作“谈得一塌糊涂”,而不用整天面对那些毫无营养的布道书。

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中,真正能够把奥地利学派思想和公共政策分析广泛对接的,似乎可首推哈耶克一人。这一点可以从哈耶克《自由宪章》一书中看出。该书分为三大部分,共24章。每一部分分8章。第一部分题为“自由的价值”,第二部分“自由与法律”,第三部分“福利国家中的自由”。第三部分其实均是哈耶克基于自由价值和法治理念进行的公共政策分析。

其一,他不仅从宏观层面上匡正时弊,立国救民。1916年,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信中道:“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他认为,惟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

哈耶克的庞杂知识体系使得很多学者感到望洋兴叹,甚至知难而退。明知哈耶克思想乃一大知识宝库,却望而却步,不敢涉足。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这样行事者大有人在。因此哈耶克对于多数学者来说仍然是个谜。我的一位好友是国内著名学者,他在对其友人介绍我这位经济学人时,每每称我是“搞哈耶克”者。言辞中不乏对哈耶克的赞赏。但我从未听到这位好友引述过哈耶克。这完全可以理解,绝非少见多怪。而且,我的这位好友也不引用为崇尚福利国家的美国“自由派”所追随的罗尔斯,这已经是万幸的了。

其二,他从微观层面上提出很多具有时代穿透力和可操作性的教育主张、原则和方法,其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又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我个人多年来致力于译介西学经典,参与翻译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帕普克编《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以及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目前正在组织翻译哈耶克《弗赖堡研究》(Freiburger
Studien)和《良币论》(Good
Money)。要熟悉西学经典,莫过于译介这些经典。就我个人而言,译介哈耶克的著作越多,越是钦佩其思想的博大精深。面对哈耶克的思想,我个人可谓甘之若饴,求之若渴。

陶先生怀揣救国立民的情怀,广泛思考和实践,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基础上,做到有所创新,以此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并从中汲取新鲜营养丰富自己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好比长河一样奔腾不息。而这条思想长河不仅浇灌着陶老时代干裂的教育土壤,同样滋润着当前看似丰腴却实质仍很贫瘠的教育园地。

奥地利学派中存在两派,其中一派更偏无政府主义,甚至包括了无政府主义者,其代表人物为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而后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派则承认政府相对而言可有更多的作用,其代表人物就是哈耶克。前一派别认为哈耶克是干预主义者,而另一派别则认为他是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至上主义者,而且在20世纪成功地重新阐释和复兴了古典自由主义。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主义和英国撒切尔主义的兴起,就部分与哈耶克的思想贡献有关。

人们常常慨叹,当下世风不古、人心浮躁,如今教育弥漫了浓重的功利迷雾。在各色所谓教育名家遍地打滚、到处走穴的时候,人们不无感慨真正名家的匮乏,不无渴望真正大师的出现。而现在重温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其作心灵上的对话和交流,触摸他的精神脉动,无疑是让躁动的教育界得以沉静下来的一剂良药,更是衡量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一把不可或缺的尺度。

哈耶克的难得之处在于其坚持中道自由主义的原则,同时接受有限程度的利益共和。这一点可以从其代表作之一《自由宪章》中看到。全书其实强调他后来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整部巨著的第三部分涉及这项原则在福利国家中的公共政策应用,不断对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可能性提出种种警示,并提出与个人自由兼容的一些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一般旨在共赢,既体现对中道自由主义原则的坚持,也接受有限度的利益共和。在第三部分,哈耶克比如强调个人所得的单一比例税率本身就会使得富人的纳税多于穷人。但是,他也看到现代国家的多数选民往往偏好累进税率。而高累进税率必然影响经济主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哈耶克提议,如果一定要采取累进税率,那么只能采取低累进税率。此外,为了防止福利国家中议会表决出现“多数暴政”,哈耶克还建议通过一项政策的多数,也需要承担多数的成本,以此来约束和挫败党派之争导致不断增加对选民的福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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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第三部分的公共政策分析展示了其思想是可落地的,与现实政治能够找到很多契合点。哈耶克不是“空中飞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哈耶克的思想虽然有启发意义,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没有多大用处。我在2007年于耶鲁法学院作为访问学者逗留期间,一位美国宪法学教授在邀请我共进晚餐时就说过这一番话。

杭州广济医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可以从哈耶克感受到不同的用处。甚至不排除有人觉得哈耶克的思想毫无用处,甚至有害处。甚至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争论得一塌糊涂。比如美国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女士在1946年给罗斯·维尔德·雷恩(Roase Wilder
Lane)的一封回信中回复了雷恩提出的“那些几乎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是否比100%的敌人更为有害”这样一个问题。安兰德的具体答复是:“那些在某些方面同意我们的观点,但同时宣扬相互矛盾的思想的人,绝对比100%的敌人更为有害”。她补充道,“比如米塞斯作为一个几乎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我尚可忍受……要举例说明我们最有害的敌人,当推哈耶克。那人是真正的毒药。”

纵观陶行知生平经历,他选择教育,可以说是机遇和理性思考的结果。

同样是1946年,另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针对哈耶克有关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建议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米塞斯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主张经济的完全自由放任,隐含地将哈耶克及其许多同人试图把个人经济自由与任何政府规制相结合的各种努力一概贬斥为“干预主义”。在备忘录之末,米塞斯指出,哈耶克教授所提出计划的弱点在于它依赖与很多人的合作,而这些人以赞成干预主义而著称。其实,哈耶克与米塞斯在经济秩序观中的区别在于,哈耶克反对经济领域完全自由放任,米塞斯则赞成。哈耶克认为:竞争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要首先让它发挥主导作用;要为竞争而计划;竞争需要一套规则,而这套规则本身需要通过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来发现。

陶行知先生1908年也就是在他17岁时入杭州广济医学院,只因不满学校歧视校规而退学,加上种种社会弊病又使他思考更深的社会问题,最终放弃初衷,投身教育。从青年成长这一起点上看,陶行知与鲁迅颇为相似。两位都从现实生活的贫病与痛苦的切身体验中曾产生悬壶济世的思想,本打算做名医生。鲁迅后来成了文学巨匠,弃医从文,疗救社会,而陶行知却成为后人景仰的教育家,医治人心,救国救民。

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罗斯巴德与米塞斯一样赞成经济领域的完全自由放任。罗斯巴德对哈耶克的批评则更是可用“狗血喷头”来形容。哈耶克《自由宪章》第一章界定了什么叫自由。在该章中,他几处利用和对照“强制”这一概念来说明自由的概念。哈耶克把自由视作为最小强制。但是,罗斯巴德则在《自由的伦理》一书用了整个第28章批评哈耶克及其强制概念。他认为哈耶克的强制概念是混乱和幼稚的,并认为“强制不是一个可以相加的数量概念,我们无法从量上比较强制的不同程度,尤其是不同的人之间”。

1910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他在写毕业论文《共和精义》时,就把目光投向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这里我们不讨论自由主义内部的论争,也不必在乎谁高谁高。只要清楚哈耶克仍然是中道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即可。正如哈耶克乐于将其理论应用到西方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分析,我近几年来对诠释哈耶克的思想并将其应用到中国的公共政策分析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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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在农村金融分析的时候引入了哈耶克的局部知识和分散知识理论,提出了局部知识范式,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使得无数经济主体能够利用分散在自身当中的、涉及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或分散知识,实现哈耶克所言“知识分工”,由此推断应该推行金融市场的自组织和多元化,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行金融市场秩序。

John Dewey

后来,我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论角度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背后的成因,认为很大一部分成因可以解释为,社会和市场主体的自组织行动引致自发秩序的产生,而政府往往事后承认这种结果,并向全国推广,从而形成一种“自发秩序在先,零星建构秩序在后”的总体过程。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如此。该文还有对应的英文版,发表在一份SSCI英文期刊当中。这里,秩序的可欲性需要哈耶克论证当中采用的二大隐性标准:一是与个人自由兼容;二是允许知识分工。按此,计划经济作为整体建构,不符合这两大标准,其结果就是低效、不可欲。

1914年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但从政非其所愿,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教育家杜威。系统的学习积淀了先生深厚的人文学养,专业的教育理论学习培养了先生深刻的教育见解。

再后来,我把哈耶克的秩序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城乡规划秩序问题的分析。在分析中,我补充分析了哈耶克在其一些论述中隐含的一种秩序,那就是“共治秩序”,那是很多人均参与其中的、可通过某种同意程序共同接受的秩序,比如哈耶克的“两院制”方案。基于一套自由和民主原则基础上推行城市规划,其结果就是一种“共治秩序”,在长期体现为一种“演化秩序”。在同一分析中,我还引入了哈耶克有关秩序可欲性的第三条隐性标准,那就是允许开放试错。

难能可贵的,这样一位海归的教育专家,回国后并非埋头“故纸堆”纸上谈兵,而是长期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在办学中凝练、创造和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正是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双重高度,才成就了陶行知。

总之,希望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品味哈耶克的著作以及有关哈耶克思想的著作。我们要本着一种开放试错的态度去兼收并蓄各种思想资源,其中包括西学经典,如洛克、柏克和哈耶克的书,也包括国学经典,其中包括老子、孔子和孟子的思想。

陶行知诸多思想言论中,其中“人中人”论无疑是颗璀璨的明珠。

早在1919年陶先生就指出:“‘人当为人中人,不可为人上人。’这句话,是我们共和国民的指南针”。
1921年7月在《教育者之机会与责任》中也有相关的论述:“人不但是物质环境中之一人,也是人中之一人。人有团体,有个人,在这团体和个人中,便发生相对的关系。此种关系,应互相联络,以发展人性之美感。在此阶级制度破产时,我们绝不承认社会上还有什么人上人,人下人,但是人中人我们是逃不掉的。”

1928年,陶先生又指出:“我们应当知道民国中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就没有人下人。”1929年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陶先生又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首自立歌,晓庄的人是没有不会唱的了。……但是自立不是孤高,不是自扫门前雪。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人中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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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人论”要害就在于击中了中国教育,甚至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数千年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信条。人中人论,恰恰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颠覆和匡正,恰恰告诉我们教育的首要问题在于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陶先生指出:“做人中人”,“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简言之,人中人思想,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生计独立、体魄强健的人。在我看来,人中人思想,教育中要有“人”的意识,要有“成人”思想,若说中国教育有问题,很多问题根子都在信奉“人上人”而不能直面“人中人”上,就是不让“人之所以为人”。

对照现实,为何接二连三地出现教育怪事,其原因也就在于我们社会到处弥漫着精英意识,用陶行知话来说,就是人上人意识根深蒂固,人中人理念的匮乏单薄。

从学生个体求学角度来看,中国学生读书异常辛苦。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竞争,打小就被绑在高考的战车上。在当前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中,为了日后成功,从孩提时代起时间就被安排得几无空隙,除学校外,得参加各种辅导班培训班。社会、家长、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学生,无不是在为分数疯狂奔着,为成绩疯狂拼着。

改革开放几十年,并没有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相反愈演愈烈。不仅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不仅要考好大学,还要一路读下去,读硕士,读博士……读完了博士,还得漂在城市,好多成为蚁族,不肯“回家”,不肯回到二三线城市,更不肯回到农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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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至于此?就是存在精英意识,而这种意识就是源自精英教育,似乎全社会认同这样的模式——所有的孩子都要好好学习,都要成为人上人。除此,别无他途!

从学校教育管理上来看,我国一直实行着分类、分级等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有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今年二、三本合并二本)、高职高专院校,有985、211和一般高校,这决定了学校的地位高低和资源配置。现行高考又是唯分是举,这样分类分级的模式又会传导到基础教育。对那些能制造高分考生的学校,就给贴上“重点”、“示范”等标签,与高考相关的科目,就是学校最重要的科目,相反与高考科目无关的科目,就是豆芽课;至于生命教育、心理教育以及人格教育就会荒弃一边。

陶行知在1934年写了一篇《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其开头有这样的描述: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中国传统教育界是展开了许多幕的滑稽的悲剧。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陶先生这番话直指当时教育弊端,之所以冠之以“杀人的会考”,正是因为会考制度扼杀人性的本质,教育中的人的意识的灭失。而这种现象与上面提到的基础教育学科的开设又是何等相似,与当前基础教育现实状况又是何等相仿!

若从一些教育现象来看,现在的教育,尤其一些中小学校,严重迷失育人宗旨,在教育方向上越走越偏。“绿领巾”、“红校服”、“测智商”、“三色作业本”等事件,遭到人们的强烈质疑,前段时间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稍前一点的,“五道杠”少年风波以及湖北某小学班干部人数过大半的现象,无不提醒我们,现在一些学校存在着诸多反教育行为,或者至少可以说异化教育,并且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反教育行为并非个别,更不是孤例。

教育,尤其基础教育,应该以健全人格的公民为培养目标,教育孩子“成人”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成才”。教育目标理应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明确的权责意识和平等观念、身心得到健康成长的、以及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未来社会真正需要的,就是这种遍布各阶层健康成熟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少数自我强大的精英人士。质言之,教育基点应该是,成就合格公民而非各路精英,成就一个“人”而非某方面的“才”,
成“才”一定是要在成“人”的前提下。

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投射下,教育难以独醒,最容易被世俗“劫持”而沦丧根本的育人理念。而当前现实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教育逐步堕落窄化、育人意识逐渐淡薄的过程——教育让位于教学,教学让位于教考,教考又让位于做题。急功近利的态度将“育人”过程挤压得十分扁平,不仅让孩子承受难以负担的学业压力,更将庸俗浅薄的功利化价值观念植入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所谓的以人为本,以生为本,其本质就是要把人当人,把学生当人,把学生培养成人,把学生当成人中人,把学生培养成人中人,而不是塑造了大量的人上人和人下人。教育本质没弄清或是教育目标的偏离,都会带来严重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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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从小就学会批阅文件的五道杠少年们,长大后若有机会成为“精英”,能指望他们突然做到平等待人、体恤群众?从小就开始挖空心思争着当班上小头头,并把它视为某种官职,成人后能指望他们具有天然的平等意识而不滋生官僚思想?再看看,那些从小就被人家贴上差生的标签,从未受到别人的平等对待与尊重的差生,他们长大后能有多少自尊自重的意识?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周边的一切?

在当今社会望子成龙心切者众、赢在起跑线甚至赢在子宫的喧嚣不绝于耳的环境下,重温陶先生人中人论,对全社会树立平常的育人观念、涵养平和的育人心态,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可能有人认为,像上面的绿领巾、红校服或是三色作业本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因材施教或是教育创新,若对其一概批判、抹杀的话,那么今后也就没有任何教育上的创新,教育探索的步伐就从此停滞不前,其后果就是教育无任何发展而言。

孔子曾提过: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前者主要针对教育是否公平,而后者是针对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而言的,两个教的内涵不是一回事。若把这八个字拿到现代教育中来,“有教无类”应该是前提,“因材施教”是在这个前提上进行的。孔子承认人有先天性差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就所谓的因材施教。

而孔子所谓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中人”“中人以下”的划分标准也一定不是简单的“智商”,更不会像现在的“分数”。孔子主张君子要具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主张更强调人的全面而和谐发展。

我们社会、学校和家庭对于各色孩子的教育是千篇一律的“语上”,而这种语上,就变成对学生智育上的偏面追求,甚至窄化为对分数的膜拜,就是要使学生成为精英,成为人上人。

之所以教育怪招频出,除了教育中人的意识缺乏外,还有个重要推手就是单一、片面、静态的教育评价机制,而这种机制极易导致教育窄化为智育,智育窄化为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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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说过:生活是一株有无限可能的树。套用一下:每位孩子也是一株有无限可能的树。可看看现实,像这样具有无限发展延展性和可能性的“树”,却遇到一种单调、片面、僵化的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像这样具有丰沛的生命活力和丰富的个性的“树”,却碰上一块固化、呆板、窄化的育人模具,难免出现教育尴尬甚至教育悲剧。

避免此类荒谬的事发生,首要的就要弄清教育的本质和目标,引导学生内在的自然天性得到健康的生发和延展,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促其成“人”。其次就要改变目下单以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做法,引进开放式的、多元化的,过程和结果并重的动态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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