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向中华遣返28名“东突”分子?外交部:需进行把关

原标题:【恐怖主义】“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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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假设的背景应该是未来的二零四零年前后,英国伦敦,一个极权主义纳粹式国家。那时世界动荡(据亚当•苏特勒独裁政府政府播放新闻,美国南部正处于动乱),英国由独裁者控制管理,整个国家处于严酷的督察治理,随处可见的秘密警察与监控器,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恐慌,怯弱,愤怒无比却乖顺如同羔羊,默默忍受着独裁政府那双可憎的大手抚摸脑袋却毫无抵触,怒不敢言,继而安心立命,丧失独立思想与自由信念,沦为行尸。这是个可悲的社会,人民在强权专制与剥削自由的政府统治下忘却了生存的底线,自由,却又恐惧政府的高压施暴,担忧切身利益,从而选择放弃革命与信念,苟延残喘,惶惶终日,最终趋于麻木。

原标题:【恐怖主义】张屹:从东南亚恐怖主义现状解析“东突”南线转向

摘要:
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月13日消息,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马来西亚副总理日前表示,从2013年至今,马来西亚已经向中国遣返了28名取道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的“东突”分子。
…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扎希德。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月13日消息,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马来西亚副总理日前表示,从2013年至今,马来西亚已经向中国遣返了28名取道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的“东突”分子。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不掌握有关具体情况,需要进行核实。中国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良好的执法安全合作。在反恐问题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马来西亚英文媒体《新海峡时报》1月12日报道,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日前表示,2013年至今,马来西亚已向中国遣返了28名试图借道马来西亚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激进分子。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扎希德介绍,被遣返的这些人都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的成员。他们试图通过马来西亚前往土耳其,最终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加入IS。
扎希德同时表示,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不少维吾尔族中国公民。他们通过别的国家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再使用其他国家发放的护照前往土耳其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扎希德目前还身兼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一职。他表示,马来西亚警方之所以能在这些人离境之前及时逮捕有赖于与中方共享情报。中国相关部门向马方提供了这些嫌疑人的生物信息。中方已向马来西亚警方表示感谢。近年来,多个国家都出现了大量维吾尔族偷渡客。部分人越境进入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然后取道马来西亚或印尼,最终持土耳其护照前往土耳其。还有人选择从哈萨克斯坦或巴基斯坦等国偷渡。今年1月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豪华夜总会被枪手袭击,至少39人丧生。媒体曾一度盛传凶手为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土耳其警方还逮捕了数名涉嫌与袭击案相关的中国籍维吾尔人。

文化、身份与政治动员

作者去了这些地方:
喀什

  影片的开端以1605年的“火药阴谋”为援引,主人公就是“V”脸上那张神秘邪魅,似笑非笑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当年搞破坏没有成功被顺利绞死,可是肉体虽逝精神永存,他在地下或者天上可能没有想到很多个多年以后有人会带着他帅气诡异的小丑面具挑战极权,粉碎集权,以暴制暴,颠覆统治,最后以鲜血铸成自由之剑。
  
   影片整体画面阴暗压抑,宏伟却不失精细,台词更是字字珠玑,对白处处暗藏玄机,回味无穷,精彩绝伦。高潮之处令人血脉喷张,酣畅淋漓。此片被贴上科幻、惊悚的标签,剧情虽有些天马行空但总体还说得过去,女主角表演细腻自然,动人又不显做作,从质疑到难以接受再到迷茫,真理带来的失落,自由付出的代价让她一度想要逃避,在“V”煞费苦心设计好的牢狱里从痛苦到失望再到绝望,真理跟自由,暴力与信念,预示般如获重生般再到坚定笃信,完美无瑕的诠释演绎一位普通人的觉醒到战斗。
 
   这部电影的神秘之处就是那个身披黑斗篷,永远戴着似笑非笑福克斯面具的自由英雄斗士“V”,从他最开始出现炸掉老贝利大楼惊醒世人到他最后为自由信念,解放人民而从容赴死,他的面具如同神秘的他一样令人无法忘却,其实他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记得他是一位浪漫的人,是懂烹饪,剑术,收藏各种书籍,艺术品,言语幽默,谈吐不凡的自由人,是一个让你无法定义混淆感官的一体,恐怖跟革命也许一直相依并存,暧昧不清,你要明白,两者也许就是同一物质只是叫法不同但并不要表示惊讶,自古以来许多定义被人随心所欲的改变,恐怖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可以是扭转问题的措施,虽然同样需要鲜血,同样需要牺牲,两者不同根本的原因与本质的区别是,恐怖是狂热分子积极的挑唆满足欲望的少数行动,而革命则是人民自由本性对不畏强权的全民抗争。

从东南亚恐怖主义现状解析“东突”南线转向

——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叶城

   临近尾声是影片的高潮,十一月五日如期而至,成千上万的V迈着整齐震撼的步伐洪水般无畏前进,他们面对武装压制毫无惧色,他们刚从噩梦中醒来并决心不再沉睡,他们踏过街道面对军队无所畏惧,大步向前,将生命置之度外,数不清乖戾的面具汇成了一片海,一片随时成红色却自由无羁的海洋。

作者:张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作者:吴孝刚,中央民族大学;

发表于 2003-06-10 11:19

西行漫记“东突”分子的暴行 新疆喀什 中国最西部的城市 1997-2000
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现在有许多朋友希望到新疆旅游,希望了解新疆更多的情况,特别是新疆社会稳定的情况。我在“有问必答”“七嘴八舌”上看到大家对新疆目前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2003-6-9
想去新疆旅行,但听说一些偏僻的地方歧视汉族,汉族人真的会有危险吗?
2003-6-9 用成年人的分析能力分析一下吧!!!!!!
有问题就不会每年有这么多汉人和老外去啦!!!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新疆既不是非常危险,也不是绝对安全。自90年代以来,新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非法宗教分子在新疆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以1996-1999年间最甚。但近来情况好多了,特别是911以后联合国把新疆“东突分子”等列入国际恐怖组织,中外联合对其进行打击,已经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到新疆旅游是安全的,其实即使在1999年前,新疆针对旅游者的恐怖事件也是极少的(1998年在阿克苏有一起恐怖分子残杀了几名旅游者,就因为他们是汉族人),特别是西方人到新疆旅游更是安全,好象当地人对西方人更友善一些。
在2002年以前,国家对东突分子的打击还是秘密的,去年联合国将其列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以后,才将其暴行公布于众,这里,我把东突分子在1997年以前制造的部分恐怖事件列举如下:
■制作爆炸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的一起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
1992年2月5日,正当中国各族人民欢度春节时,恐怖组织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多人丧生、23人受伤。
■进行暗杀
1993年8月24日,两名”东突”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剌成重伤。
1996年5月21日,”东突”恐怖组织策划了对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的暗杀。当日清晨,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在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遭4名恐怖分子袭击,恐怖分子对阿连剌21刀,其儿子被剌13刀,两人均至重伤。
■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身着迷彩服,乘车到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割断电话线,杀死副乡长和在此值班的一名警察。
■策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
1990年4月5日,在”东突伊斯兰党”的组织策划下,一伙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成了恶性恐怖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鼓吹”圣战”、”消灭异教徒”,叫嚣要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恐怖分子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两辆汽车,残杀6名武警官兵,还用冲锋枪、手枪等武器向被围困的政府人员射击,投掷炸药包、手榴弹。
————未完待续—————-

  面对暴政,你可以选择沉默和服从,你可以将那些与你不相干的事件屏蔽,你可以杀死V,而后,你会发现,当你的尊严被肆无忌惮的践踏,已经不再有人能为你抗争。
 “面具之下不只是血肉之躯,而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不怕子弹的

本文来源:反恐研究

本文来源:反恐研究

当前“东突”恐怖分子通过取道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意图加入极端组织参加恐怖训练,受训后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参加战斗,同时可以争取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可,扩大自身影响力,积累自身人脉,开发多条路线为今后参与国际恐怖活动提供便利。可见今后国际社会如果想更为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势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彼此间必须分享情报,并深入展开合作,摒弃政治双重标准。以东盟为主要对话平台的东南亚国家间必须通过“预防性外交凝聚共识,突出务实,深化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合作”。

东突分裂势力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一些群体性暴力恐怖事件,如2009年的“7·5事件”,是与其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分不开的。他们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主要方法是对维吾尔族文化特质进行挑选和加工,使之成为族群身份的标志,从而凝聚情感、强化认同,为分裂运动提供群众基础。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工作,只有对各种选择进行审慎的考虑和衡量之后,才能选出最明晰的族群标记和最有力的动员口号。本文将对东突分子在民族主义动员工作中的策略选择进行探讨,以解释在维吾尔族各项文化特质中,语言为何能独得他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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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突”恐怖主义犯罪在东南亚地区的渗透

传统人类学较少考虑文化的政治性,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对1871 年至1951
年间的文化研究进行总结,关于文化的14
种研究主题对此都没有涉及。1二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使文化与政治发生现实的、戏剧性的结合,在民族主义研究的促动下,学界开始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考。学者们发现,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文化、历史、传统等都被现实的政治所操作运用,它们作为原材料被不断提炼、加工,最终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服务,文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事物,它有了政治倾向,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强制和濡化,相反,文化是可以被利用、被操纵,甚至是可以被发明的。1

(一)泰国恐怖主义形势与中泰双边引渡条约

对现实政治而言,文化的关键价值在于,它能够定义、构建和动员群体。借助这种被赋予了主观意义的文化特质,我群与他群的区别会得到强调,本群意识则会被强化。由于具备天然的情感吸引力来赢取其成员的归属和忠诚,文化极易被民族主义者用作政治动员的工具。2因此,“文化特质不是一种绝对事物,也不是简单的智力类别,而是被调用起来为人们提供身份,这种身份能使利益诉求合法化,文化是竞争社会稀缺资源的策略或武器”。3

2015年8月17日,泰国曼谷的四面佛爆炸案和沙吞码头爆炸案导致20人死亡,130人受伤,死者包括七名中国籍公民。该案主犯Adem
Karadag和Yusufu
Mieraili来自中国新疆,是“东突”恐怖组织成员,已由泰国军事法庭作出了判决。

一个族群的文化包含了大量特质,但只有一种或几种可以作为族群的象征和族界的标志。要想把文化作为族群意识的集结号,就必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进行挑选,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必要环节。林顿和豪勒威尔注意到,民族主义运动利用的“只是文化中的某些元素,而不是文化整体……(这一小部分文化元素)被挑选出来进行强调,并且被赋予象征价值”。4那么,如何在大量的文化特质中进行挑选?民族主义挑选文化的原则是什么?

仅在2015年一年时间内,泰国就接连发生了六起恐怖爆炸袭击案。警方可以确定的是,其中几期爆炸案都与当地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有关,[1]

本文将以维吾尔族为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维吾尔族在历史、文化、习俗、语言、宗教以及体质特征上都独具特点。我们发现,其中最常见的被用作族界标志的事物是语言、宗教和体质特征,但这三种特质的效力不尽相同,对东突分子而言,维吾尔语是经过理性比较之后最为有效的族群标记。

2016年8月11日至12日,在泰国南部发生的连环爆炸袭击造成了四死30伤。这些恐怖袭击往往以泰国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作为袭击目标包括著名的普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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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皇家警察总署相当于泰国的公安部,是主抓反恐指挥部署的核心权力部门,在今后开展中泰两国反恐联合行动的进程中,该部门与中国公安部需要进一步完善双边联合执法行动机制。

一、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

2016年8月7日,泰国通过了军政府修宪决议,该决议充分表达了军政府对泰国今后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意愿。在三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泰国南部省份,反对派已与军政府存在十年以上的斗争史,他们也对新宪法决议投了反对票。

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是东突分子的三大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既可以区分内外,又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加强内部团结,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泰国国内的南部地区存在着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这些地方在某种成为了境外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跳板。同时又由于泰国国内的很多穆斯林都是泰国军方势力的反对者,从而使得近年来针对泰国政府的带有报复性质的恐怖袭击具备了国内国外两个层面的强烈动机。

  1. 体质特征

近两年来在泰国发生一系列恐怖分子爆炸袭击案,经查基本是由来自中国的“东突”分子所为。其之所以选择在泰国作案,动机就在于对泰国向中国政府移交恐怖犯罪分子的行为实施报复。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开展与国外联合进行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以来,陆续与一些犯罪分子出逃的主要目的地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协议,而中泰双边引渡协议是最早签订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的各类跨国犯罪越来越多地出逃至泰国,泰国警方积极与中方开展联合行动,加强打击力度。2015年泰国警方曾向中方移交了百余名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该行为曾遭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强烈“谴责”。

大多数维吾尔人在体质特征上与汉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所以有些维吾尔人会将这一点作为区别本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标志。由于体质问题又牵涉到族源、历史、祖先、领土等其他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话语之一。塔里木流域绿洲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土著居民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的体形、体态、体质与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十分相似,都是白种人。这从塔里木流域出土的墓葬遗骨中可以得到佐证,也从当地留存下来的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像中得到佐证。近年来出土的汉代以前的古尸(木乃伊)经过科学化验分析,维吾尔人与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血缘关系十分明显。1这段话的用意是通过强调内地民族尤其是汉族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来证明维吾尔族的祖先是新疆的原住民,为“新疆自古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提供合法性。然而,科学研究并不支持“构成维吾尔族族源主体的是塔里木流域的土著居民”的主张。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是高加索人种,现代维吾尔族的基因中混杂了高加索人种基因元素,这都是事实,但遗传学研究表明,现代维吾尔族在遗传距离上更接近于蒙古人种。2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学术界一般将其族源追溯至匈奴时期的丁零,公元3
世纪后汉文史籍记为铁勒。这些人属于蒙古人种,游牧在蒙古高原北部,于公元744
年建立了回纥汗国。公元840
年汗国灭亡,回纥部众向西向南迁移,西迁部分进入今新疆境内及附近的中亚地区。这些回纥人正是今天维吾尔族的族源主体,它们与当地古代居民经数百年的融合,至16
世纪终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3

中国对外开展引渡合作共有三种方式:一是根据双边引渡条约进行引渡合作;二是根据多边条约中的引渡条款进行引渡合作;三是在没有条约基础的情况下,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引渡合作。[2]251较早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与中国在政治制度、法制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中国还保留着死刑制度,以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对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持保留态度。而泰国政府早在1993年8月26日就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

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对狭隘民族主义者最致命的打击在于,它证明维吾尔族并不是新疆的世居民族,其先民到达新疆的时间比汉人、羌人更晚。面对这种不利的证据,维吾尔族狭隘民族主义者必须对自身的族源历史进行精巧的操作和安排。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吐尔贡-阿勒马斯,其著作《维吾尔人》这样写道:维吾尔是生活在中亚的具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最古老文明的人民之一。距今8000
年前,在今天称作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麓、准噶尔原野和塔里木河谷、七河的地理范围内,维吾尔人向星斗一样散布其中。大约距今8000
年,中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干旱。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祖先的一部分被迫迁往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当地,在中亚东部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活的我们祖先的一部分,经阿尔泰山迁往今天的蒙古和贝加尔湖周围。公元840
年从蒙古利亚迁往新疆东部的回纥就是距今8000
年前从塔里木河流域迁往蒙古利亚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我们祖先的后裔。4这种说法解决了面临的难题,通过将维吾尔族历史追溯至8000
年前,并且将蒙古高原的回纥构造为由新疆迁出的维吾尔人,满足了“新疆是维吾尔族的世居之地”的需要,保证了汉人等其他民族都处于“外来民族”的地位,现实的民族主义诉求便有了历史的根基。但这种说法并无任何根据,是彻头彻尾的编造的“历史”。美国学者约妮·史密斯说:“当今(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的基础是:新疆是维吾尔族的土地,是他们的合法领土。但与草原回纥汗国(今蒙古国境内)的联系只会显示出这样的事实:古代维吾尔人并不生活在如今的新疆境内。”1

(二)马来西亚恐怖主义形势与反恐立法

  1.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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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的草原先民回纥人初期信仰萨满教。公元8
世纪中叶,摩尼教经唐朝传入漠北,成为回纥汗国的国教。公元840
年,回纥汗国崩溃,大部分回纥部民西迁至新疆及葱岭西地区。在公元1000
年时,新疆及附近地区的情况是:西边为回纥人建立的喀拉汗朝,信仰伊斯兰教;东边为回纥人建立的高昌回纥,信仰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南边为土著居民建立的于阗国,信仰佛教。叶尔羌汗国时期(1514-1680),维吾尔先民的伊斯兰化彻底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形成。

自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订第一个引渡条约以来,中国已与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22个已经生效。而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起步较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2016年8月1日签署了《2015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从而使之生效。这部新的安全法律扩大的政府的公权力,例如允许警务人员在“保安区”内无须搜查令,只需通过行政命令即可随意搜查。此法律虽然被纳吉布声称是用来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但是公众却担心更糟糕的结果是让腐败案件缠身的纳吉布转移视线,并且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此法律的通过过程仓促,程序上的合法性也受到公众的质疑。最终纳吉布还是将这部反恐立法写入了马来西亚宪法,即所谓的“刊宪”。纳吉布的理由是该法可以使反恐机制更为高效,反应更为迅速,各部门的情报协调更为便捷,而其他相关马来西亚反恐立法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制定的,例如《预防恐怖主义法》,《打击外国恐怖主义特别措施法》,《马来西亚国安会法》,《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等等。[3]

如今的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宗教氛围较为浓厚,农民的宗教意识要强于民族意识,对宗教的兴趣要明显强于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多数人并不清楚历史上他们的祖先还信仰过其他宗教,相反,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特征。正因为宗教在维吾尔族民众中有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也成为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对维吾尔族狭隘民族主义者来说,宗教的主要功用在于,可借呼吁宗教自由之名来指责政府,并且在广大群众中扩大对政府的不满。

马来西亚《国家安全法》因为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存在潜在威胁,因此也引起了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严重关切,并且呼吁纳吉布政府修订法案以便与国际法公认准则相一致。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一份《维吾尔在线报告》中这样写道: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虽然用英语授课,但是该校学生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甚至有最新报道声称有“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曾经在该校接受教育,平时温文儒雅的知识青年蜕变为极端主义的支持者,这在当今已经不再是奇闻了。

宗教在维吾尔族文化和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从20
世纪50
年代起,新疆政府就企图消除维吾尔人民的民族意识、文化和宗教遗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干涉维吾尔的宗教自由。长期以来,维吾尔人的宗教权利一直受到当局干扰,新疆当局以打击“非法宗教活动”为理由,对维吾尔等信教群众进行宗教高压政策,限制他们的合法宗教权利。

马来西亚给予很多国家的穆斯林公民入境免签待遇,又由于长期泛滥的人口贩卖与毒品交易等跨国犯罪,马来西亚成为恐怖分子生存和筹集非法资金的安全港口。

新疆当局肆意压制维吾尔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这已经导致了维吾尔人的愤怒和不满。如果新疆当局继续限制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继续压制和边缘化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又无法获得表达不满的渠道,那么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维吾尔人变得激进,部分维吾尔人将更有可能诉诸于暴力。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当地执法部门已经发现数百名持有土耳其护照的中国维吾尔族人集中生活在市郊一些公寓内,他们都是以非法移民身份偷渡到马来西亚的,尽管尚无证据证明他们都和恐怖组织有联系,但是这一现象的存在令国际社会关注,也让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学者深思。

除指责政府外,宗教的另一个价值是对本群进行净化。2014 年7 月30
日,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哈提甫居马·塔依尔遭暴徒刺杀身亡。在全国穆斯林哀悼之际,“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伊利夏提表示,阿訇的被杀“大快人心”,因为他借伊斯兰教之名行无神论之实:“居马·塔依尔是一个披着伊斯兰教学者的羊皮、行无神论共产党红色恶龙殖民宣传的魔鬼撒旦,居马·塔依尔是维吾尔民族的败类,是伊斯兰信仰的耻辱!”3世俗民族主义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宗教对宗教人士进行审判,这充分证明了狭隘民族主义对宗教的压制。

由于中马两国都无法确定藏身吉隆坡的“东突”恐怖分子具体人数,中国几次与马方内政部商议如何深化推进两国反恐合作,包括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对嫌犯身份进行识别。主动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机制,已成为我国打击严重犯罪、缉拿外逃罪犯的重要手段。[4]
而中马双方在开展引渡合作领域需要更多深入务实的合作。

  1. 语言

3.印度尼西亚恐怖主义形势与反恐政策

相对于其他文化特质,语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语言民族主义的现象也更加普遍。这清楚地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及魁北克独立运动中,东突也离不开它。

以往的恐怖主义重灾区被锁定在中东地区,而ISIS恐怖分子发出的在印尼成立ISIS分支机构的口号让我们将焦虑的目光转向了这个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官方统计,“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内部包含一百多名中国人,一百多名菲律宾人,50多名马来西亚人和60多名印尼人。这一数字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ISIS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分布。

一些维吾尔人认为,维吾尔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受到汉语日益加剧的侵蚀。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2015年9月份,四名新疆籍维吾尔族“东突”恐怖分子被印尼政府以触犯该国移民法和反恐法为由进行了抓捕。而当时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穆丁指出,由于这四名中国籍嫌犯是从马来西亚过境进入印尼的,因此强调马来西亚与印尼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加强情报共享是十分必要的。

维吾尔语——30
年后我为你立墓碑……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母语立了墓碑,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我们没有脸面对已死去的祖先。

在印尼,有一个来自中亚的恐怖组织名为“东印尼圣战组织”,该组织不仅对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对国际上很多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都有密切往来。成为跨国恐怖犯罪在印尼的聚点和巢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组织内从事恐怖主义犯罪的竟然还包括很多当地的公务人员和退役军人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

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如今在新疆实行汉维双语,维语已经面临消亡的边缘,这无疑是在扼杀维族的生命。1

受到东亚整体权力结构的变革,印尼倾向于采取一种风险防控战略来阻止带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国家结盟现象的出现,考虑到其战略地位和目前的军事实力,印尼不太可能持续对东盟国家采取对抗性的立场。印尼便以军事现代化与安全合作的方式将区域一体化机制与现实主义的平衡战略相互结合。以这种方式,印尼政府就对于实现其外交与防务政策的进程保留了一种选择权。

如果仅仅是表达对母语的爱,那么并不能达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效果,还必须彰显对汉语和汉族的恨。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语言是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所以被视为“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它一定会被用来明晰族界、对立他我。再看下面一首诗,作者仍然是“世维会”发言人伊利夏提:维吾尔语不会被埋葬!/汉人说:维吾尔语过时,维吾尔人说:不,母语是我的历史;既能创造过去,/我们会让她再造辉煌历史!汉人说:维吾尔语太落后,/维吾尔人说:不,维吾尔语曾是历史的潮流;引领一代天骄,/征服过亚欧两大洲。汉人说:维吾尔语需淘汰,/维吾尔人说:不,母语是我的命脉;只要维吾尔人还在,/维吾尔母语将永远存在!②这首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这来源于它强烈的艺术张力:不再是一味地表达对母语的爱,还写出维吾尔语遭受汉族人的鄙夷,制造出一种对立冲突的紧张气氛,这样,对母语爱的表达就更为充沛,对汉族人憎的流露也更为有力。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动员的口号。在这首爱憎分明的诗里,爱的表达是辅,憎的渲染才是主,写对母语的热爱是为了展现维汉对立的意象并以此唤起维吾尔人对汉族人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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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突分子的策略

从以上论述便可简要阐述印尼防务战略与地区周边外交的大致轨迹。印尼当局决策者对于通过创建“安全共同体”作为减缓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并阻止武装冲突爆发的最佳方式持有乐观态度。为了建构一种规范性的地区安全秩序,印尼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正倡导东南亚国家以禁用武力禁用、提升政策透明性、提升相互信任度等方式来相互约束。该理念意在强化地区合作的凝聚力,同时以和平与良性的方式来使用大国权力。印尼官方将这种理念阐述为,依靠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框架来发展全面安全合作,并在东南亚国家间以及在域外因素的参与下确保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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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南亚地区“东突”恐怖分子犯罪网络解析 (一)“三·〇一”昆明砍杀事件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一般都是本族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精英,3东突分子就是这样一群人。本文中的“精英”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个人群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参与公共话语来影响和控制公众的观点,他们能制造价值判断、定义形势,选择他们能造成公共影响的问题和事件。1这并不是说这些精英的所有观点会被所有公众接受,只是说他们的观点广为人知,他们拥有说服公众的最有效的手段,拥有打压或排挤其他观点的最优资源。

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砍杀事件造成了140余人受伤,29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半年后的9月1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四名“东突”恐怖分子死刑,其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组织罪等等。

前文已然提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以此来定义族群并且达到动员的目的。下面我们将阐明挑选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

“东突”恐怖分子之所以出乎相关部门的意料而选择了昆明作为犯罪地点,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以往固定的新疆与中亚边境出逃路线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严密监控而受到了阻碍,再加上中亚国家近几年来加强了与中方的联合打击跨境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机制,中亚国家积极融入上海合作组织密切加深多边合作等因素,使得“东突”恐怖分子不得不选择南下,通过取道云南边境出逃至东南亚国家,再最终与国际恐怖势力合流。而当这批恐怖分子在昆明再次受阻的情况下,选择了极端的报复性袭击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昆明砍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东突”恐怖组织转向南线的犯罪高峰期。在昆明砍杀事件中,“凶手见人就砍,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5]
。由此可见恐怖分子在越境出逃受到阻力的情况下进行疯狂报复的心态。

第一,要区分我群与他群。对我群的定义一方面不能将希望包括进来的人排除出去,否则政治力量会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外部人员包含进来,“我们”与“他们”必须不同甚至对立,不能存在模糊族界的因素。

(二)作为中转站的东南亚地区

第二,要在我群文化中找到某种特质,用作我群的象征符号,要求该特质只能存在于我群中,而不能在他群中出现。

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着边境管控松懈,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而马来西亚又对境外穆斯林实行免签证待遇。因此成为偷渡者前往土耳其、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中转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目前官方已得到的数字显示,中国新疆籍恐怖分子大约有三百多名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

第三,必须保证该特质既存在于精英团体中,又存在于大众群体中。精英与大众的联系是取得动员效果的前提,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应被强调,差异应被缩小甚至忽略。

根据有限的媒体数据显示,大约已经有三百多名新疆籍“东突”恐怖分子通过入境马来西亚,再前往中东地区加入ISIS,这一行动中也掺杂着很多被洗脑的韩国人和日本人。这一消息已经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2016年1月访马时公开证实。如果“东突”恐怖分子将在东南亚地区从事暴恐活动以及前往中东地区参加圣战队伍作为他们的两种主要选择,那么经过训练后返回中国继续从事“圣战”则是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第四,挑选出的特质必须能够加强,至少能够维持精英在本群中的特权地位。因为精英首先是理性人,其行动原则是:(1)面临多种选择时,能够作出决定;(2)根据自身利益对各种选项进行权衡;(3)在可能的选项中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2

由于维吾尔族语言与土耳其语都属于突厥语系,60%以上的表达方式都是相通的,很多“东突”恐怖分子自称是土耳其公民,并且谎称在马来西亚旅游期间丢失护照,到土耳其驻马使领馆寻求“帮助”,而当使领馆官员在通过数据匹配进行查验的时候,在土耳其国内早已有恐怖组织成员实现准备好被查验的身份信息,从而使得犯罪分子一路畅行无阻。其组织手法之严密,令人震惊。很多“东突”恐怖分子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土叙边境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即“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实际控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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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自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与马来西亚当地的恐怖分子在参与国际恐怖活动上存在哪些不同,尤其是如何接受“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这一具体细节方面尚有待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切断他们与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联系,不仅是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一环,也是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途径。

三、东突分子的最佳选择———维吾尔语

某种程度上来看,土耳其的边境管控力度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如出一辙,这也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高发国家或地区的共同特征之一。不只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即便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也往往采取相同的国际线路进入土叙边境。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际偷渡网络的节点,也就是说,偷渡者通过组织内部的“战友”或者当地蛇头,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份从陆路进入缅甸、越南,或者通过水陆进入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然后在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马来西亚和印尼是穆斯林国家,而且签证政策的简便易行甚至对一些穆斯林的免签政策使得国际偷渡、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一路绿灯。

由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三种民族主义话语主要针对的都是汉族,无论是体质特征、宗教,还是语言,都能成为维汉两个群体的族界。但实际的情况是,东突分子所偏爱的是语言而不是另外两种,在“维吾尔在线”、“世维会”以及其他类似的东突网站上,人们对语言的专注要远远高于特质特征和宗教,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我们将以上述四条原则为标准对三种特质进行分析比较,来说明为何语言成为东突分子的最佳选择。

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早期是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因此与基地组织具有同盟关系的东南亚重要恐怖势力伊斯兰祈祷团“JI”一直与极端组织ISIS保持着距离。从这一点来看,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彼此之间是存在一定张力和派别矛盾的,并非铁板一块。这是我们关注东南亚恐怖主义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近几年来,在马来西亚境内还滋生出另外四个年轻的恐怖组织———DIMZIA、BKAW、ADI、BAJ。他们彼此之间貌合神离,倒是在菲律宾长期泛滥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反而公开效忠ISIS。

维吾尔族与汉族在体质特征上的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眼窝较深、鼻梁较高、脸型较窄。人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但其缺陷也是巨大的。前文业已说明,维吾尔族的先民是回纥人,属北亚蒙古人种,回纥部民到达新疆后与当地土著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当地土著以胡人为主,属高加索人种,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因而现代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是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融合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有的维吾尔人更像白种人,有的更像黄种人,新疆越往东,蒙古人种的特征就越鲜明。3若用白种人的特征来定义维吾尔族,那么就会排除很多吐鲁番和哈密的维吾尔人,甚至一些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自身也被排除在外,这显然违背了第一条原则。

极端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泛滥促使印尼、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在本国加大力度推行反恐新政。当然,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处于类似的状况。拥有大约2.5亿人口的印尼,其80%以上的人口属于穆斯林,其穆斯林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而在马来西亚3000万人口中,60%以上是穆斯林。两国政府相继发布声明谴责极端组织的行为违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并发布禁令禁止本国公民参与极端组织的相关活动。

东突分子都是一些世俗精英和知识分子。杜磊注意到,这些人对激进宗教并不支持,他们并不以异教徒的眼光来看待汉族人,也不把维汉对立视为宗教战争。1他们有时会提及宗教,但实际上它已不是信仰问题,而转变成了世俗话语,比如自由和人权(如前文所示)。东突世俗精英对宗教的刻意忽略当然有外界因素的影响。自2001
年美国“9·11
事件”以来,西方对伊斯兰教充满了怀疑和敌意,此时如果强调宗教的话,那么必然会招来西方社会的反感,会丧失资金、舆论和政治支持。更重要的原因是:首先,世俗精英在宗教上并不具备权威。民众认为,在宗教上,世俗精英与自己是存在隔膜的,世俗精英如果要利用宗教,就必须向民众证明,自己比民众更神圣、更虔诚。因而宗教是世俗精英无法驾驭的东西,与之相关的是第三条原则。其次,强调宗教只会提高宗教人士的地位,这会威胁到世俗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威。这当然是他们所不愿意的,这是第四条原则。最后,伊斯兰教虽然可以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划分界限,但与之共处的回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如果用伊斯兰教这个并不独属于维吾尔族的特征来定义维吾尔族,民族主义口号就不会那么有力,这是第二条原则。

近几年来极端组织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中东与东南亚(包括中国)正在发生着双向的成员流动,即一方面从东南亚招募或中转的恐怖分子偷渡到中东参加“圣战”,另一方面,在极端组织控制的中东地区经过训练后的恐怖分子奔赴东南亚或中国继续从事恐怖活动。这种双向流动应该引起各相关国家的关注,并急须在开展反恐合作的过程中采取有效对策。

不同于体质和宗教,语言能完全满足这四条原则。尽管维吾尔语与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等比较接近,但这并不妨碍民族主义者声称维吾尔语的独特性。既然维吾尔语独属于维吾尔族,而且属于全体维吾尔族,那么它就具有最强的象征效力。同时,语言并不会损害世俗精英的利益,因而最符合东突分子的需要。

“东突”恐怖势力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政治诉求的某些维度上是臭味相投的,例如在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分裂中国西部、鼓吹“疆独”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ISIS已经将中国新疆划分为其规划的未来版图之中。从这一方面来分析,“东突”分子奔赴中东加入IS随后再返回中国参加恐怖活动,这个意图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如此,历史性和“原生性”赋予语言一种天然的魔力,让它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来吸附人们对它的归属感。人们对语言总有一种浪漫主义想象,把它称作“母语”,并且与“母亲”这个能寄托和激发强烈情感的意象联系起来,下面一段话清楚地表达出这种倾向:

IS对东南亚各个国家造成的威胁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东南亚各国在打击IS方面的立场是存在共同基点的。2015年缅甸东盟峰会各国在共同开展行动打击极端组织方面取得了共识。同时这种共识还逐步扩展至“10+3”框架内,即同中、日、韩三国协商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东盟国家也意识到,提升边境管控力度和加强移民管理的重要性,就此提出了一些积极倡议和政治承诺。尤其是呼吁尽快落实《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规划》和《东盟反恐公约》。

母亲赐予我们生命,母语确立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襁褓时,用母语学说“爸爸”、“妈妈”;我们在孩提时,我们通过母语打开启蒙之门;我们在成人时用母语寻根溯源,通晓世界。母语是根,她唯有深入土壤、汲取大地的滋养,方能成就参天大树;母语是灯,她在茫茫黑夜照亮前行的航道,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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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浪漫主义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后,语言就与政治产生了联系。把语言作为政治安排的原则受到不少民族主义者的追捧,他们认为,语言是民族差异的外在标志,一个民族是否存在、是否有权力建立自己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群是否拥有自己的语言。3

三、域外因素对东南亚地区“东突”恐怖分子的影响

四、结语

(一)国际恐怖势力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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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恐怖主义与全球化进程并行,而地区性反恐必然最终也属于全球反恐的一个环节,无论地区性反恐抑或全球性反恐,都必须要以最终消除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温床作为目标。虽然今天ISIS在名义上领导者全球主要的恐怖组织,但是我们也同时需要看到,像土耳其、沙特等中东、西亚国家以及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其内部的某些极端势力对全球恐怖组织一直是抱有同情态度的。

东突分裂势力不遗余力地对民族意识进行强化。虽然民众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但若缺乏对民族意识的强化、宣传和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那么本族群就不会形成一支有力的政治力量。

ISIS“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非只在欧美西方国家开辟战场,从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极端组织的战略重心正在逐渐转向亚洲,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以便寻求发展空间,改变全球力量均势。

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并且赋予其主观意义,是东突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任务。政治需要象征,情感需要寄托,只有将现实目的情感化,再将情感客观化,才能变“自在”的族群意识为“自为”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达到动员民众的政治目的。

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首当其冲地成为极端组织的锁定目标,而同为紧邻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紧随其后。极端组织在以这两个国家作为跳板的同时,还积极向泰国进行渗透。也就是在2016年上半年,泰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对本国军事力量进行改革和扩充,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本国恐怖组织猖獗蔓延的回应。“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不止一次地通过网络视频对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进行挑衅。穆斯林人口占本国人口总数60%的马来西亚一直定位自身为一个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推崇的萨拉菲教派原教旨主义思想与之分歧甚大,从而将马来西亚作为其圣战袭击的目标。国际反恐专家分析,如果极端组织在印尼语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得手”,很有可能将印度,甚至中国作为下一个战略核心目标。

东突分子在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时,采取了特定的策略,遵循着一系列的原则,经过对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进行的理性、谨慎的比较,他们最终选择了语言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由此,维吾尔族获得了强有力的民族象征符号,同时,这些世俗精英的地位和利益也没有受到损害。于是,维吾尔语,成为东突分子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最佳策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虽然这种作用常常是在幕后隐蔽地进行着的。正如西方国家近十年来在中东,北非地区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将自己所不喜欢的当地政权摧毁,却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了一个更加腐败无能的野蛮政权,陷入恶性循环。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将这样的行为方式强加给东南亚国家,必然会使“东突”或者极端组织坐收渔翁之利,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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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恐怖分子加入极端组织主要通过两种渠道,第一种比较直接,就是偷逃出境至土叙边境和伊拉克北部地区ISIS核心区域汇合,第二种渠道是通过中国南部边境转向南线作战,进入东南亚地区参加极端组织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隐蔽据点。当然,这两种渠道是相辅相成而非截然分离的,因为这些恐怖分子逃往中东地区可能取道中国西北边陲,走传统的“北线”,也可能取道东南亚走“南线”,而很可能在出逃过程中遭遇中途警方封锁而改变原计划在当地开展“圣战”,“三〇一”昆明事件便是发生于这样的背景。

“东突”恐怖分子近年来从中国南线边境省份偷逃出境的势头已经越发明显,其投奔“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目的这一方面而言,“东突”恐怖分子与极端组织恐怖分子具有相同的构建自身的政治实体的最终目标,从手段这一方面来看,“东突”恐怖分子去往中东参加极端组织,可以扩大自身生存空间,壮大自身实力,最终还是要返回中国继续进行暴恐活动的。

(二)域外国家的干扰因素

2015年9月份,四名新疆籍维吾尔族“东突”恐怖分子被印尼政府以触犯该国移民法和反恐法为由进行了抓捕。这四名恐怖分子的出逃路线基本上说明了“东突”南线转向的主要特点。四名恐怖分子先通过云南边境逃至柬埔寨,然后再通过陆路进入泰国,然后用手中的“受赠”资金大约六千元人民币购买土耳其护照并自称是土耳其公民,然后通过航空路线进入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再飞往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省。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名恐怖分子几乎沿途各国都有极端组织成员在接应和帮助。

新疆边境管控近年来不断加强,中国南部省份,尤其是云南,广西等地区由于地势复杂,地形特殊,成为“东突”恐怖分子偷逃出境的首选。他们通过设在国外的一些所谓民间基金会的捐赠,积累了一些资金,为其跨境犯罪提供了物质基础。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2015年一名中国新疆籍恐怖分子在参加极端组织攻占土叙边境的库尔德自治区的过程中被土耳其军方击毙,同时参战的还有多名中国新疆籍恐怖分子。

一部分“东突”恐怖分子直接取道东南亚前往叙利亚,他们则是从东南亚踏上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然后再转往土耳其边境的安塔利亚机场飞往叙利亚。在土叙边境,有组织成员前去接应。

从土耳其边境城市基里斯的管控体系来看,其管控能力之底下令恐怖分子从这里跨境进行恐怖活动十分便利。这一点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管控存在相同的短板。

目前“东突”恐怖分子在国外的主要聚点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叙利亚、土耳其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新疆大学有反恐专家将“东突”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定义为“迁徙圣战”,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从中国南部省份如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偷逃出境的事实。

对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中国政府的立场是采取坚决的打击,因为中国国家安全要求将极端组织阻挡在领土之外,也由于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与打击ISIS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甚至帮助来共同打击ISIS,然而美国政府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使得“中国政府压制新疆少数民族”的虚假声音不绝于耳。

尽管很多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施压,要求其加大力度打击极端组织,然而土耳其政府出于其自身战略利益考量,一直采取暧昧的态度。土叙边境管理的失控状态比东南亚国家的瘫痪治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国家指责土耳其竟然出售武器给恐怖分子。

强化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边境管控能力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参与打击ISIS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决的,特别是在2016年反恐法出台以来,然而始终保持在联合国的框架体系内,而非唯美国马首是瞻,则是中国反恐立场中所必须强调的原则。因此一个由美国牵头组织的国际打击ISIS联盟是值得质疑的。

四、结语:东南亚地区“东突”恐怖主义发展形势解析
(一)中亚国家去突厥化倾向与上合组织的机制完善

中亚突厥语五国基本上与土耳其、阿塞拜疆有着共同的巩固突厥语文化和突厥民族传

统的良好初衷。在中亚五国中,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其他四个国家都属于突厥民族占主体的国家。然而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使得横亘欧亚大陆的沿线各突厥语国家各自心怀鬼胎,离心力颇为明显。近年来“东突”恐怖分子以东南亚为中转通道向西亚中东地区汇合,在中亚地区消除“东突”恐怖活动根源有助于减轻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恐怖活动态势。这是由于,近年来中亚各国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更是与中国、俄罗斯持续地而且卓有成效地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将地区内反恐合作引向一个深层次的机制中来。使得历史上“东伊运”“乌伊运”在中亚腹地的存在基础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往“东突”恐怖分子取道中亚逃往中东、西亚地区汇合的路线被切断,从而不得不由“北线”转向“南线”。[6]

受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影响,再加上相邻南亚国家塔利班恐怖主义的泛滥波及,中亚五国长期以来是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灾区。而“东突”势力在中亚地区最为活跃和猖獗。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吉尔吉斯总统阿勒玛兹别克·阿坦巴耶夫于2016年8月份签署《就反恐和反极端主义相关措施针对吉尔吉斯共和国部分法律进行补充修改法案》,要求将剥夺参与恐怖组织和极端主义团体的吉尔吉斯公民所具有的公民权和国籍。应该说,这是该国政府加大反恐打击力度、完善国内反恐立法的坚决举措。而该法案开始执行之后,该国相关的部门法律如刑法、行政法和、《反极端主义活动法》、反宗教极端条例等都要进行修订和陆续完善。此外,该法案还通过相关条款加强了针对极端主义行为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7]

上合组织对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国西北边疆稳定、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以及协调中俄在中亚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在维护中国战略后方稳定和巩固中俄关系上的意义更加凸显。基于上述考虑,中国虽不否认扩员对上合组织长远发展的必要性,但却更重视上合组织的内部建设。中国认为,提升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应对非传统安全事务的能力,充实并加强成员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完善合作机制与组织机构,集中精力解决地区内部事务,不仅符合中国对上合组织的利益诉求,也是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8]

此外,2016年6月23日至24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第十六次上合组织年会中,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被批准接纳为上合组织新成员国。这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推动。自成立之日起总共15年,之前仅扩充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这意味着上合组织的地区合作机制已经从中亚扩大至南亚,对于维护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价值。而“东突”则无疑在上合组织反恐机制的不断完善扩大的过程中被迫转向外围寻求生存空间,因此选择东南亚作为突破口,则不仅仅是出于其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结,更重要的是上述外在反恐机制的封锁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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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盟反恐机制薄弱与东南亚国家弱势政府

如果从战略导向这一角度来分析,印尼近年来多边防务外交的一系列迹象都可以折射出对东盟联合声明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对话中的国家参与的关切。即便像缅甸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国家,由于其占国内人口总数5%的穆斯林由于试图寻求某种国际认同而自立伊斯兰教派,使得缅甸政府不得不为这一伤脑筋的问题而积极与东盟开展对话与合作。在缅甸国内的部分极端势力往往在国内采取暴力手段,同时寻求域外极端主义势力的介入,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从过去六年来的发展成果来看,以东盟为框架的国家集合体已经达到年均签署25份公开宣言和近150份联合声明文件的高频度。

这些官方文件大都是从原则上在寻求解决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采取积极手段来发展地区合作机制来落实相关机关。在上述卓有成效的大量联合声明文件中,大约有34%的比例都是在关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在东南亚国家间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区别显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两者之间的转化要求各国开展更为积极和充分信任的相互协作。

在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政府以威权主义风格的强势政府治理模式著称,其余的政府管控社会能力弱。以马来西亚政府为例,近年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腐败案件缠身,自顾不暇,使得本国政府陷入半瘫痪状态,在打击本国恐怖主义犯罪方面不仅是力不从心,而且是鞭长莫及。虽然纳吉布政府对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立场和态度是十分坚决的,然而其自身的腐败案件使得反恐问题从本国的政治议程蜕变成为本国反对派与亲西方的纳吉布之间的博弈游戏中的一粒棋子。2016年6月28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家酒吧遭遇炸弹袭击,导致8人不同程度受伤,该事件被当地警方确认是极端组织所为。而此类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在马来西亚当地已经不再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了。

再如,菲律宾政府与本国国内反政府武装“阿布沙耶夫”展开的长期斗争已经使得菲政府精疲力竭,更是无力有效应对本国国内或跨境的恐怖组织。而泰国与马来西亚的边界区域也是屡屡遭到恐怖袭击,说明泰马边境的管理体系十分松散。

“恐怖主义的肆虐与东南亚各国的治理能力及合作意愿的缺乏又形成新的矛盾,并与旧有矛盾结合,层累叠加,形成当前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困境,严重影响该地区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9]

由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印尼等穆斯林国家,其所长期存在的广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化背景(尽管并非主流)与宗教极端主义土壤为“东突”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连接点”,因此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中转站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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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恐怖分子通过取道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意图加入极端组织参加恐怖训练,受训后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参加战斗,同时可以争取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可,扩大自身影响力,积累自身人脉,开发多条路线为今后参与国际恐怖活动提供便利。可见今后国际社会如果想更为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势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必须分享情报,并深入展开合作,摒弃政治双重标准。以东盟为主要对话平台的东南亚国家间必须通过“预防性外交凝聚共识,突出务实,深化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合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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